在前言中，戴高乐还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心中的花园。他说：“在具有法国情调的花园中，没有一颗大树想以自己的浓荫窒息其他树木；花坛都是按几何图形建造而成；池塘无增添瀑布的分外之想；塑像也不求独占人们的赞赏。花园有时会发声长叹。也许这是出自这样一种感情：园中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如果独自存在的话可能会更加明媚动人。但是，这样一来必然有损于整体，而漫步于园中的人看到花园里井然有序，永葆优美的和谐，自会感到十分欣慰。”［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47～4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相形之下，他把德意志描绘成这样一个民族：“生性好高骛远，狂热扩张个人权力以至不惜任何代价，而对人类经验、常识和法治的约束根本不屑一顾。”同上，第47页。
同时，他也清醒而客观地看到，德意志这个民族一向知道如何显示其克敌制胜的集体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忍受痛苦的能力，以指导和协调此种努力为己任的德国军事首领们表现得勇敢顽强、富有进取精神、必胜意志以及运用人力物力方面的巨大魄力。该书正文的前几页里，关于德国克罗克将军拒绝服从总参谋长小毛奇的问题，戴高乐引证凡尔登战例，指出：“在战争中，除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可以普遍采用的体系，起决定作用的只是实际情况和个人性格。”
戴高乐在正文中指出：1914年8月，由于冯·克鲁格将军指挥的逼近巴黎的德军缺乏纪律，军官横行霸道，这有利于法军，所以导致法军后来在马恩河取得了胜利；海军元帅蒂尔皮茨宣布要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并在同贝特曼一霍尔维格首相的斗争中获胜，这促使美国参加了协约国方面的战争。书中还指出：德国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没能建立起统一的盟军指挥部；鲁登道夫企图建立自己的独裁，企图把贝特曼一霍尔维格逐出政治舞台，从而导致德国政府于1917年面临危机。他描述了德军及其领导人物兴登堡、鲁登道夫和蒂尔皮茨的活动，指出：他们在最危急的时刻，强使政府接受他们的决定，这正是德国失败的一个最重的原因。总之，他认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军事当局采取了以军事独裁的形式蚕食民众权利和政府权力的政策。军人不尊重政治制度。国家权力的竞争违背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原则。
但是，《敌人内部的倾轧》不是一部纯历史著作。他几乎没有触及德国失败的这样一个因素：协约国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方面比德国占有巨大优势。所以在阐明德国失败历史的意义方面，该书有一定的局限性。
戴高乐在该书中还借助在德国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来提出一些与法国军事上层针锋相对的思想和原则。法军上层代表人物常常颂扬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活动，而戴高乐则彻底揭露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活动，指出其对民族利益造成的极其有害的恶果。该书最主要的思想是说明：军事当局在战时，特别是在战时，应该服从行政当局，即服从国家；只有行政当局（国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制定军事策略和战略。该书指出，军事当局压制国家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更普遍和广泛的观点是，军事行动及其方法和目的应决定于政权，决不应使一切都服从作战需要。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与法国军事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完全对立的。几十年来，法国军事领导人极力争取把军队变为不属于国家的某种群体。他们拒绝共和政体要对军队施加影响的一切试图。尤其是，军队要凌驾于国家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就是如此。议会、政府、警官、情报和司法部门，都得服从以霞飞为首的总参谋部。只是在出现残酷的斗争和尖锐的矛盾之后，这一军人独裁体制才于1916年12月被推翻。但是，后来军事统帅仍不时争权夺利。这明显地反映在如福煦和克莱蒙梭之间的斗争上。
戴高乐的书中所谈的主要是德国问题。但那是在“指桑骂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戴高乐本人也对读者清楚地承认他从德国经验中得出的那些结论的普遍意义。这部书是戴高乐对法军上层斗争的开始。根据在该书中所表述的原则，戴高乐为法军改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该书中还反映了戴高乐的其他一些与穆瓦朗有分歧的思想。他否定军事战术上的教条主义、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强调经验、直觉和灵活性的意义。
1924年6月，学习临结业时，学院要求学员必须参加演习，指挥实兵兵团行动，展示自己的战术素养。戴高乐主要想通过这次演习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而穆瓦朗的理论是错误的。1924年6月17日，在洛林区离科隆贝数公里的巴叙欧伯接近地的演习中，戴高乐接受考核：指挥一个军作战。在整整一天演习中，他不断引证直觉的战略解答问题，坚决拒绝“阵地战”战略。这是对官方教学的最明显的否定。傍晚，演习快到讲评的时间了。穆瓦朗上校因对戴高乐的态度心怀不满，想找个借口使戴高乐难堪。于是，穆瓦朗突然向戴高乐提问：
——“你右翼师左翼团的辎重队的位置现在在何处？”
戴高乐把脸转向他的参谋长说：
——“夏托伟厄，请你回答。”
上校大为生气地说：
——“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以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下级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夏托伟厄，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原认为在演习中打败仗也比违规好的穆瓦朗上校捂着脑袋，看着戴高乐违反他过去所教的一切原则，而出其不意地采取一些奇怪的大胆行动，便大喊道：“这是亵渎行为！”戴高乐回答说：“但我指挥的战斗却打赢了！”
很多人说，戴高乐当时如果不赢穆瓦朗可能还好些，因为穆瓦朗后来一直千方百计与戴高乐为难，为戴高乐晋升设置障碍。
演习结束后，接着要对每个学员的学习成绩进行总评了。总评的成绩一般分为“优秀”、“良好”、“好”三等。所谓的“好”意味着勉强及格。在给戴高乐总评时，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评委会的委员们多认为，戴高乐记忆力强、知识渊博、作风果断、目光锐敏，但难以与人共事、自命不凡、不听批评。因此，争论的问题不是是否给他评“优秀”，而是给他评“良好”或“好”。该院副院长迪菲厄将军主张给他评“良好”，而穆瓦朗上校则带头坚持给他评“好”。在他们争吵不休之际，适逢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元帅外出视察。他得知此事后，明确表态，进行有力干涉。为此，他召见军队高等教育事务主任德拉尼里安将军，让他提示迪菲厄将军给戴高乐修改总评。因为贝当认为，应给戴高乐评“优秀”，并断言戴高乐是年轻人的希望。但是主持学院领导工作的副院长迪菲厄将军既未接受贝当元帅的意见，也未接受以穆瓦朗上校为主的多数评委的意见，而采取折衷方案，给戴高乐总成绩评为“良好”。这样，戴高乐在军事学院毕业时名列第5名。
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向法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抵抗德国***几乎与此同时，穆瓦朗上校给戴高乐写了这样一份鉴定：“该员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且严肃认真、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这大大损害了他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法］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第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戴高乐在加布里埃尔宫礼宾大院里得知上述消息后，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道：“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以后不当上院长，我就不回这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我不给它来个大翻个才怪哩！”［澳］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戴高乐为何如此大发雷霆呢？因为这样的总评和鉴定意味着给他埋下了祸根，使他受到了一生中继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之后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本来，如果戴高乐的总成绩评为“优秀”的话，他毕业后就会被分配到总参第三局（计划局）工作，更好地发挥他的战术专业特长。但是，因为他的总成绩是“良好”，所以只能另行分配，被分配到总参第四局（运输供给局）工作。为此，戴高乐怎能不感到大失所望，闷闷不乐呢？
但是，不管怎样，他还得服从军事学院的分配。临行前，他怀着委屈的心情，到荣军大街法军总司令部去向贝当元帅告别。贝当对戴高乐深表同情，坦率地对戴高乐说，他将设法给戴高乐在他的总部里安排个合适的职位，同时，他还说总有一天他会同军事学院的那帮人算账！
结果，戴高乐于1924年6月到总参第四局报到后，开始在总参参与运输和供给业务。几个月后，他又奉派到驻美因茨的法军莱茵区占领军司令部工作。实际是专管冷藏工作。他感到这是对他的侮辱，真是奇耻大辱。
这样，他重又到了德国。但是，这次他不是俘虏，而是占领军的军官。不过，他这时又像战争之初一样，因为上述情况而为法国和它的军队感到屈辱。1923年1月，由于德国未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及时交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法国彭加莱政府又派往鲁尔区5个法国师和2个比利时师。其直接目的是迫使德国按时交付赔款。但主要目的是想控制鲁尔的矿业和工厂。可是，昔日的盟国——美国和英国都不支持法国，而是支持德国。法国鲁尔冒险的结果是，不仅被迫减少了德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反而要法国付大笔占领费，而且法国还被迫从德国撤军。这一伤害尊严的结局引起了戴高乐的极大痛苦。由于撤军，戴高乐在德国只呆了3个月。这时他感到，无论如何不能不警惕德国沙文主义在抬头，甚至公然准备复仇。德国经常引起戴高乐的沉思、疑虑和担心。在羞辱和担心中，他常想起临离军事学院时贝当元帅给他的允诺，暗想总能有良机大展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