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武德九年十月，在朝廷中就进行过一次如何统治农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意思是夏、商、周以后人心不古，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法律令，汉朝也杂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因而他们主张：欲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严刑峻法，对农民实行严厉镇压。魏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魏征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如孟子所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行之数年，“国内康宁，突厥破灭。因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行王道）’”。“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可见这一施政总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之策，有的主张“重法以禁之。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这就确立了贞观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
古代战争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他注意勤行始终不渝的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引申为借鉴之意）故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对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他们看到既富且强的隋朝，曾“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力殊俗”。他之所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覆亡，皆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这个教训是深使封建统治者震惊的。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贞观君臣常“思隋氏灭亡之事”，以为前车之鉴。他们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人禁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反复引用来警励自己，教戒子孙。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皇帝如果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中，有明确的民为邦本，农为政本，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儿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及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又说：“育物济人，必资于食；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壁，珍宝满目，何解饥寒？”这些话明确指出，要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使百姓能生存下去；要使百姓“家给人足”，必须重视农业；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人君简静”，不“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
贞观时期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政策。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蝗虫，拾取数只，诅咒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观者莫不骇跃”。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或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观者莫不骇跃”，说明这一举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预期效果。
唐太宗经常遣使赴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同诸州考使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亲自种了几亩地，有时锄草不及半亩，已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所以要求诸州考使到各地，要“遣官人就田垅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政简静，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在贞观初期是比较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颉利可汗引兵深入到渭水便桥北，太宗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退兵后，太宗对侍臣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平，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贞观君臣深知“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贞观五年春，礼部上书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用二月为吉，请征府兵以备仪仗。太宗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肖璃奏称：据阴阳书，不如二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秦始呈营建官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在大臣劝谏下停止土木兴建、封禅等事的记载也屡见史册。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还得到法律的保证。《唐律》《非法兴造》条文中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就是擅兴土木，妨夺农时，被视为“非法”，要以贪赃论处。在太宗的倡导命令下，“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此外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隋末农民战争部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善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安居下来，以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末动乱造成唐初社会经济的一片衰蔽凋残，直至贞观初期，仍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二百多万户，不到隋盛时八百九十多万户的三分之一。加之贞观元年关中歉收，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大水，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实非易事。由于广大农民勤于“耕稼”，迅速改变了农村的凋残景象。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成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唐代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政要》记述当时情况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里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反映了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据《唐会要》、《通典》等书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唐太宗死后三年）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末年的二百万户，增长一百八十万户，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近七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反映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在《帝范》、《求贤》篇中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十三年，他又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把“官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载人《全唐文》的太宗所下求贤举人诏达五次之多。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所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又对封德彝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除督促大臣“求访贤哲”外，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物色。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官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家客马周代草奏疏奏事二十余条，事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怪而问之，常何以实对，“太宗即日召之（指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历迁中书令”。又如褚亮原为薛仁杲父子的太常博士，世民平薛仁杲后，因素闻其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发现网罗贤俊早在即位之前已在进行。而他的网罗贤俊，不分士族庶族，不分为官为民，不分故旧新进“昔仇”，不分汉族夷族，“用人但问堪否”，“惟有才行是任”，“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即位后健全科举制度，为选拔录用人才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
唐太宗明于知人在于他知人能兼明善恶，兼知优劣长短。贞观十八年太宗面举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八大臣的优点和缺点，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政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接着对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逐一品评，无不全面、中肯。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在于他用人能舍短取长。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用人必“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可为范例。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有王佐之才，但不善于理狱及处理杂物琐事，太宗任之为左右仆射，并“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于是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良相焉”。杜如晦则“军国多事，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太宗用人坚持“才行兼备”这一标准，许敬宗虽“文字宏奥”，马周、刘洎皆“无以过之”。但马周、刘洎皆被任为宰相，而许敬宗终贞观一代一直未被重用。“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即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官吏选授之后，唐太宗很重视对他们的考核，制定考核制度，由吏部或遣专使进行，他也亲自加以监督。他曾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由是官吏多自清谨”。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风气，为封建社会所罕见。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此他深表赞同。贞观四年他对肖瑀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周，必须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天下大治。
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玄武门之变后，他刚被立为太子处理军国庶事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陈述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对这些上书他非常重视，“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导之使谏，不仅晓以利害，而且给以奖赏，“赐（魏）征金瓮一”“赐征绢五万匹”、“赐（张）玄素彩二百匹”等记载时见史册，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极言直谏，蔚然成风。
唐太宗屈己纳谏，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可以不做的事，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如武德九年十二月，遣使点兵，下令中男身形壮大者亦点。魏征反对，不肯签署敕令。太宗怒责其固执，魏征说：“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太宗悦服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撤消点中男人军的敕令。不仅如此，对一些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有时也因臣下的极言直谏而暂缓施行。如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宫，认为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此举实属必要。张玄素上书规谏说：“且以陛下今日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遂停此役。贞观五年又要修洛阳宫，又因戴胄规谏而止，许久以后才命将作大匠窦琏修建洛阳宫。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无一可与之媲美，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是避免了许多错误，他说自己“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唐宪宗也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是避免了上下阻隔，了解下情，使国家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比较切实可行。再次这种开明作风，形成贞观时期比较融洽的君臣关系。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葬于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在御苑筑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一起远望昭陵，魏征说他老眼昏花不能见，太宗“指示之，征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唐高祖与太穆皇后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这种纯属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的小事，魏征竞亦直言无隐，君臣关系可见一斑。又如太宗对功臣深怀厚爱，杜如晦死后，“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即使对卷入太子谋反事件的侯君集也表现出君臣之情，侯君集被收后，太宗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至反形已具，又对侍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于是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并“泣下”。开明的作风、融洽的君臣关系是贞观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