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二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一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役，减凋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绝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閤、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作“公元581年（开皇元年）”，今取前者。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四八《杨素侍》。
⑥《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⑦《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⑧《隋书》卷六六《荣毗传》。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⑩《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关于六品以下官员永业田，汪锾《隋唐史论稿》50页、55页有如下论述可参阅：“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员，则从唐田令和唐律疏议来看，他们的应受田是和一般人同样的”。“唐制六品以下的职事、散官，虽无官人永业田，却可以通过叙勋或赐勋得受勋田。“《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有‘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记录，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等较为原始的资料俱不合，不知其所据。今不取”。
《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
《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绝一匹（四丈）或麻土布一端（五丈）。开皇三年（583）正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正好减半；布一端亦当减为二丈五尺，虽史文漏载，但以理推之，布一端不应减为二丈四尺，《唐律疏议》作“布加四分之一”为是。
陆贽《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恢复府兵制度
隋唐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屡加改革，至唐而益形完备。
西魏北周的府兵，另立军籍，家属随营转移，编为军户，住于军坊，不属州县管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颁发诏书说：“隋末丧乱，宇县（犹天下）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完整房间），地罕包桑（根深柢固的桑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按照这一规定，军人除另有军籍，其军役范围内的任务和职责，仍归军府管辖外，还同自己的家属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依照均田法令请占土地。军人平时耕作，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军人皆免租调役，从征时自备资粮，其家属仍纳租税。这是府兵制的重大改革，一变过去兵民分治而为兵民合治，完成了“兵农合一”的工作，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紧密结合，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取消军户后，府兵可从一般民户中简选，不局限于过去的世袭军户和部分编户，扩大了兵源，减少了财政负担，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府兵的统率，隋沿袭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十二大将军为府县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各卫下统军府，为府兵基本组织单位，文帝时称骠骑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集中军事统率权于封建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初沿袭隋的府兵制。武德初，始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分关中为万年、长安、富平等十二道，每道皆置军府。武德二年（619），初置十二军，如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等，分统关内诸府。每军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②。武德六年（623），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武德八年（625），因突厥人扰复置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坊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③。唐府兵制一开始即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贞观十年（636）唐太宗改定府兵制，改府兵基本组织单位名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分别任折冲府长官、副长官。所统府兵名卫士。折冲府下为团，团有校尉，统卫士二百人；团下为旅，有旅帅，统卫士一百人；旅下为队，有队正，统卫士五十人；队下为火，有火长，统卫士十人。折冲府分三等，上府六八百人。《新唐书》卷五○《兵志》载：“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总兵力六十八万人。唐代军府数旧史记载颇不一致，盖因军府有废置，诸书各据一时言之，故有异同。从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十道折冲府数比较表，可看，出折冲府分布情况。道名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山南剑南淮南岭南江南总计军府数28816474463714131065657占总数百分比43．924．911．275．62．131．981．520．910．76100京城长安所在在的关中地区置府二百六十一，拥兵二十六万，约占全国军府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使唐政府能随时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国防与镇压力量，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④的“居重驭轻”的形势。
全国各地折冲府主要分统于中央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另加不统府兵的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是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各统六十府，其余诸卫各统五十府或四十府。少量军府归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各五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各三府。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官，直接隶于皇帝。凡征发府兵十人十马以上，皆由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铜鱼符或木契，下至州、府，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对勘相合，始得发兵。若全府征发，折冲都尉以下皆行，若部分征发，则由果毅都尉领队；再少则由别将领队。调兵大权握于中央，地方长官、折冲都尉无权征调，卫大将军、兵部尚书亦不得专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⑤。贞观年间，边将连续领兵，一般亦“三年一易，收其兵权”⑥。以防大将拥兵擅权。
府兵的来源是从军府所在地均田制下的农民中征点，每三年征点一次。递补缺额。服兵役的年龄是“二十一入幕，六十出军”⑦。征点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⑧折冲府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⑨，每年冬季集中校阅。府兵任务有二：一为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番上”的办法是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以内为五番，五百里以外至一千里为七番，一千里以外至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一千五百里以外至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一次宿卫一个月）。五番即将一府应参加宿卫的卫士分为五组，每组宿卫一月后轮换，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两次多。十二番即分为十二组轮流，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一次。（上据《新唐书·兵志》。《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两说不尽一致，但离京师愈近，轮到宿卫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则是一致的）府兵另一任务是戍防出征，戍防是边防重镇需较大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从各府抽调卫士到边境戍守。府兵战时出征，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常成为中坚力量，如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于阴山之役，即以匡道折冲府苏定方的二百骑兵为前锋，直到距牙帐七里，颉利才发觉。贞观十五年（641）在唐同吐谷浑的战争中，“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⑩。
古代战争府兵除执行番上宿卫和戍防出征任务外，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亦即三时农耕，一时教战，进一步做到“兵农合一”。府兵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但“其家不免征徭”。府兵除战马、甲、弩、矛等物以外，要自备资粮。自备物品包括：“火，备六驮马。凡火，具鸟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大锄）、凿、碓（春具）、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横刀、砺右、大觿（xī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藤（téng裹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装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可见府兵负担极为沉重，所免租调远远不能抵偿。唐初，府兵立功勋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可以升官，战争中还可分得俘虏、财物，因此“富室强丁，尽从戎旅”，府兵征点原则上是取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他们一般都积极从军，借以升官致富，并不回避点兵。后来由于战争频繁，府兵超期服役，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府兵优厚待遇取消，战死无人过问，更无“敕使吊祭，追赠官爵”的荣宠。正如高宗麟德元年（664）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所说：“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行贿于官吏的随从人员），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兵役负担全落于贫苦农民身上。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一座唐墓中，发现唐代《西州营名籍》。它是开元三年（715）的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府兵花名册，上写“西州营”四十名“火长”和随从他们的“火内人”（士兵）的姓名。每行写火长某某下注火内人某某，下边有三条横短线，是本人的“节记”（手指节纹的标记），等于签字划押。有的火长名下不注“火内人”只注“自身”。名籍上写着他们共牵押二百四十驮马。名籍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注明为给陇西县的文牒。这是由西州所辖折冲府征调兵马组成的一支运输部队，调发目的地是甘肃陇西县。《西州营名籍》的出土，说明唐代西北地区也实行过府兵制。
由于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兵士自备资粮，这就保证了兵源。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巩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军权集中于中央，军府集中于关内，加强了中央的力量，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精神。分番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故在贞观时期，府兵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兵制。唐初军事力量强大，战争连续获胜，府兵制是其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