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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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三宝太监下西洋(2)

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通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西洋之迹,著自郑和”,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它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著)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国在西洋诸国的声望大大提高,故而许多国家都纷纷遣使前来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记》所列东南夷59国为例,永乐年间遣使往来的就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

民安乐兮神悠宁,

海波不兴天下平,

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外夷”。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主自居,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以满足“惟我独尊”的虚荣心。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厚往薄来”,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自然便难以为继。故而明代中叶以后,便再也无法派人出使西洋。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永乐末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谏取宝之非”。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皇宫三大殿遭回禄之灾,明成祖“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极言下西洋之弊。成祖虽龙颜不悦,但还是下令暂行停止下西洋的举措。此后,对下西洋的非议日渐增多。成祖死后,即位的明仁宗即从原户部尚书夏元吉之言,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直到6年后,宣德皇帝才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以王景弘为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此次远航仅至苏门答腊而返,其规模自然已不能与此前的郑和七下西洋相提并论。成化十一年(1475年)冬十月,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下诏查阅西洋水程档案,大有重差宝船下西洋的雄心,但遭到兵部车驾主事刘大夏的反对。他指出:“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只是一大弊政,作为大臣应当切谏,所以旧案虽存,也应毁掉,以彻底根除祸患。”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记录,便被刘大夏所烧毁。

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万余人、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的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价,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