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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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朱元璋惩治贪污(2)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淫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裸体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犯人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犯人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强暴,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淫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犯人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假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政权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淫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