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米芾行为特异
北宋大书画家米芾，行为举止相当特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怪癖和嗜好。人们因此猜测他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后裔，有学者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然而其中还是推测成分为主，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那么米芾为什么如此怪异？实在让人费解。
米芾书法
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以母亲曾侍奉宣仁后旧恩而补官，历知诸县、军。宋徽宗时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诗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迹，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尤擅长书法、绘画，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及鉴赏家。他的行、草书用笔俊迈豪放，“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为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画山水人物，虽师法董源，然别出新着，多以水墨点染，重意趣不求工细，天真发露，开创横点积叠的写意画法，人称“米点山水”或“米氏云山”。又精于赏评鉴别，好收藏金石古器与名家书画，尤嗜奇石，撰著有《山林集》一百卷已散佚，另有《书史》、《画史》、《砚史》、《宝晋英光集》、《宝章侍访录》等。
米芾杰出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论。然而此人举止怪异，与常人往往不同，世称“米颠”。如《宋史》本传谓他：“冠服效唐人，风神米芾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别号也多：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人还称“米南宫”、“米襄阳”、“米海岳”等，可见与一般的中原人有别，那是什么原因呢？
查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及邓椿《画继》等宋代文献，米芾家族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往襄阳（今属湖北），最后定居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宋初勋臣米信是他的五世祖。元初所修《宋史》本传，因米芾长期生活在润州，故称他为“吴人”。那么，米芾是中原汉族人吗？有人根据种种迹象，提出米芾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但终因缺乏其祖籍的有关资料而证据不足，从而未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988年，罗绍文《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一文，重新详尽考证了这一问题，提出十方面的理由：
一是唐中叶以前中原没有米姓。以后偶有米姓者，如米嘉荣、米和、米都知、米遂等，皆西域胡人，不入姓谱。自汉至唐的各种姓氏书中都没有米姓。直到宋代郑樵的《通志·姓氏略》和邓名世父子的《古今姓氏书辨正》中才出现米姓，其云：“西域有米国，后人以国为姓。”所以中原地区的米姓人都系西域米国胡人的后裔。《姓氏略》以为楚国之后有米姓，其他辞书也加以引用，这是由于对米芾印记的误解所造成的错误。米芾有“楚国米芾元章”印记，及号“鬻熊后人”，鬻熊为楚国先祖，故《姓氏略》说：“宋米芾，以米为楚国后。”其实，这不过是米芾在楚国旧都襄阳等地居留过而已。
二是“众香国”问题。明毛子晋辑《海岳志林》载，米芾临死前遍请郡僚，举佛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佛，合掌而逝。所谓众香国，就是西域崇佛之国名。
三是“火正后人”之印。米芾有图章百余枚，其中有一方为“火正后人芾印”。这是米芾对其本人及先人所信宗教——火袄教的揭示，包括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在唐初皆信奉火袄教，米芾借汉民族的火官名“火正”来比喻他是信祀火神的后人。宋代时期，西域的火袄教早已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米芾此举是对故乡及其宗教的怀念。
四是米芾非同寻常的洁癖。任太常博士时，朝靴偶被他人所持，屡洗以致损坏；祭服上的藻火章饰因经常洗涤而磨损，为此还遭到贬黜。常戴高檐帽，坐轿为顶盖所碍，他宁愿撤去轿顶，也不愿将帽交给从人持拿，以致其轿撤去顶盖，米芾露帽而坐。米芾洗手，以银为斗，置有长柄，仆人执以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不用巾拭。有关事例不胜枚举，应是火袄教徒和米国的传统习惯。
五是重复书写《天马赋》。米芾的小楷，贵重而不肯多写，然而却多次书写《天马赋》，至少重复四本以上。原因就是天马出自西域大宛，米国与大宛毗邻，米芾见物思乡。
六是葬亲礼俗的迥异。《海岳志林》载，米芾葬其亲属于润州山间，不聚土为坟，也不立墓碑。据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谈到，火袄教徒的墓地也是“平坦的墓穴”。《通典》引《西番记》说：“收骸骨埋殡，无棺廓。”与米芾葬亲礼俗相类。
七是米芾“冠服效唐人”。唐人衣冠的特点就是仿效胡服，或者说宋时的米芾仍着胡服，以致“人聚观之”，以为稀奇。其实，唐服对宋初的人们并不生疏，而人们稀奇的可能是米芾的相貌。《魏书》、《北史》曾记西域人的特点是“深目、高鼻、多髯”。而明王圻辑《三才图会》中的米芾画像确也是深目、高鼻、多髯。
八是米国人“诡诈不情”的精神，在米芾身上的体现。米芾酷嗜书画，凡见名书古画，总要以多种招数巧取，攫为已有。如《清波杂志》载，米芾曾以投江坠船相要挟，从蔡攸手中换得王羲之字帖。或借人古画临拓，完毕之后，同时以真、赝本归之，使其自择而莫辨，米芾就以这种办法巧取了许多古画。据说这与米国善商贾的传统教育精神有关。
九是米芾的图章与名号。汉人往往以祖籍地望为号，而米芾以他所有居留过的地方为名号，数量又多，实际上否认了他是中原任何一个地方之人。
十是米芾先人迁入中原的大致轮廓。《文献通考·经籍考》载，米芾“其上世皆武官，盖国初勋臣米信之后也。”据米芾三世孙米宪曾录《米氏谱》，似乎只有从米信起的八代谱系，米信之前已不清楚。可以推断，米国人东迁定居中原地区，一部分是随沙陀突厥东来，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请来的沙陀勤王军的“武官”。这是公元883年至947年的事，米芾的祖上就是在这时迁往中原。
上述分析确实颇为周详，但许多地方仍不免只是猜测，且得之于文人道听途说的笔记。尤其是一些艺术家的怪癖性格，也把它与数百年前的西域国风俗联系起来，恐怕有些牵强。其中第一条理由最为重要，中国姓氏往往来源多头，而米姓是否在中唐以前完全不见，此后只来自西域的米国移民。看来，要下这个结论，还得做更深入的考证。
布衣能手毕昇
沈括毕昇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由于有关的历史记载太少，所以毕昇的身份始终没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还是锻工，或者是读书人，乃至书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其活字是何物制成，学者也有争论。
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两处分别提到毕昇和毕升，其一是卷十八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是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如钱唇”的活单字，用火烧硬，然后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腊和纸灰，再放一个铁框，把活单字按要求一个个排进去，密布满铁框后，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和腊熔化，同时用一板压平活字，冷却后，铁框中的活字变得坚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也可再用火使脂腊熔化，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按音韵装在专用木格中，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载：“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是说毕升是个熟练的冶金能手，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炉灶，使人隔着墙鼓风，因为不想让人看到炉子的启闭和锻造运作。炼好的金，初从炉子中出来时，颜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可辐解为八片，称作“鸦嘴金”者即是，当时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两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个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一个升字有日字头，一个升字没有。那么两人有什么关系吗？
有学者认为他们俩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职业是锻工。如王国维、胡适等。冯汉庸在《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中还提出更为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毕昇用粘土制活字的流行说法，认为用粘土制成的活字，再经火烧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于零，陶的吸水率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着油墨印刷的。而炼丹时封炉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种矿物研细活合后再入醋搅拌而成的泥状物，此种泥用火烧硬后，可以着油墨印刷。而作为锻工的毕升，曾和方士一起炼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制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将它采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毕昇，也曾经是个锻工和冶金能手。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运用多种旁证材料证明以泥土铸成的字是能够印书的。《梦溪笔谈》记毕昇在印书过程中，遇到“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革火烧，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烧成，用的又是温度很低的草火，估计并未将胶泥字烧成陶字或瓷字，只烧成瓦字，其吸水率较高，可以着油墨印刷。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介绍自己藏有毕异活字版印成的《韦苏州集》十卷，书中“字厕时若啮缺”，说明应是瓦字印成的，因为瓦字不够坚固，造成笔画时有断缺。元朝农学家王祯自著自印的《农书》，就是用了工匠制造的三万余个陶活字（《造活字印书法》）。就是在朝鲜、日本，用陶活字印书之记载也不乏其例。此外，历史上学毕昇造活字印书的事迹中，我们还时可见有瓷活字的记载，其印刷质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书，所用磁字称“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无论烧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毕昇不是锻工，也没有为道家方士做助手炼丹，自然不知道什么“六一泥”的制作。
也有学者从其他有关方面推断，他们完全是两个人。首先，古代“昇”和“升”是同音异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会通假。治学严谨的沈括，不可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其次，从时间上看，大中祥符和庆历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老”了的锻工，说他在二三十年后居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从地域上看，锻工毕升在宫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开封；而造活字的毕昇是在沈括的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也很难是一个人。所以刘国钧、胡道静、徐仲涛等学者，都认为毕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
也有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术从铸造单字、铁板排检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其中哪些字应各造多少，然后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音韵分类排检法”按规律编排起来，其中的工作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同时，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试验和改进，如从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进过程定有不少困难，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难以办到的。如元代王祯为印《农书》，单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个人力，经三十年才造出十几万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贱，一般很少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同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毕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创造了这项技术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其发明成果必然会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关印刷器材也必然归主人所有。而《梦溪笔谈》最后说：“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由此，从发明、试验和使用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资金财力及技术助手等方面的条件分析，毕昇决非是一般工匠，而应该是有殷实家底和热心图书出版事业，并有一帮“群从”的实力人物，可能就是书商。《梦溪笔谈》说毕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颇具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乡绅，有可能是民间的文化出版商人。
总之，种种说法其实都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罢了。
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
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现存有相同的两方，分别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李约瑟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创制者却已湮没，学者有所推测，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现存两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迹图》，一在古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保存在陕西博物馆的碑林中，此图约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间，刻石于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1136），其背面还刻有《华夷图》。一在古城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藏于镇江博物馆内，此图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长安本刊”，刻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华夷图》相传为宋辽人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小十倍的制图，而《禹迹图》内容是根据《海内华夷图》中心《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禹迹图》。其比较着重水系的表示，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画得较为准确，也最为醒目，颇接近今天的地图。
此石刻地图长宽各一米左右，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就是将石面地图分成等份的方格，横方七十，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上面再画以水系、海岸，标上山川、州郡的名称。标名的州郡区划有三百八十多个，标名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还有湖泊五个。其图布满方格，是带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表示中国古代的地理绘图已达相当水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以镇江的图碑为实例，其高约九十五厘米，宽约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写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左下角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冯遂镌。”原立文庙墙上，作为府学教学用图。元、明、清数百年中历尽劫难，曾被掩埋，曾遭兵火，总算得以保存了下来，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其行政区划的体例存在较大弊病，就是图中古今地名交错，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时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为宋代或者说当代地名，混乱的是当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当代地名，没有一处是互相对照的，使人们颇费猜测：它到底算古代地图，还是宋时的当代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