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卡特是个浪漫的革命者，善于进行咖啡馆争论的大师。他多愁善感，冷眼看待人生；是个真心实意的江湖术士，常出现于舞台；若有机会讲演，不管是在家中、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他都津津乐道，讲得非常出色。他吸毒成瘾，又是个酒鬼，他的庸俗系由其社会背景之痕迹使然。希特勒热衷于与这位热情的、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海盗相伴，而他则在慕尼黑淫猥的夜晚世界中为希特勒的亨利王子扮演福尔斯达夫的角色。埃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导师。他给了希特勒一件军大衣，改正他的语法，带他逛高级的饭馆和咖啡馆，并将他介绍给名人文士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音乐、文学艺术和政治，一谈就是几个钟头。与这位粗暴的作家的关系，在希特勒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霍夫布劳群众集会后几星期，两人同往柏林冒了一次险。霍尔德·冯·卢特维兹将军率领的“精锐自由兵团”，被魏玛社会主义政府下令解散后，不但没有解散，反而开赴首都，占领了柏林，并安插了自己的总理大臣——由一个名叫卡普的普通官员担任。希特勒和埃卡特两人看到，卡普右派集团的起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二人自愿前往柏林，以便决定是否有可能在巴伐利亚共同采取革命行动。罗姆上尉批准了这一计划，把他们送上一架运动教练机。这是希特勒的飞机。驾驶员罗伯特·利特·冯·格莱姆中尉是战时的一流飞行员，很年轻，曾获“飞行大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空军之最后一个统帅。那天气候很坏，尽管格莱姆的飞行技术高超，希特勒还是不断呕吐。由于中转机场被罢工工人占领，此次的任务险些破产。后来，希特勒急中生智，给自己粘上一道山羊胡子，埃卡特则化装成小贩，这样，他们一行才获准前往柏林。飞机在柏林着陆后，希特勒脸色惨白，发誓日后不再坐飞机。
虽然柏林于3月13日一枪未放便献出了城门，但他们的胜利却是空有其名。凡有地位者，谁也不愿在卡普“总理大臣”的内阁任职。这次仓促计划进行的起义，从一开始便是个大失败，使之失败的并不是反攻或破坏活动。与全国人民一样，柏林人反对军方的高涨情绪，卷进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他们觉得，再搞革命不行了，所以，当埃尔伯特政府号召举行总罢工时，工人们全力支持，使卡普政权无法施政。电力被切断，电车和地下交通停顿；全城无水，垃圾在街上腐烂；商店和办公室关门，只有在黑暗中或在烛光中进行的柏林的夜生活，未受影响。
埃尔伯特政府的大罢工竟成了弗兰肯斯坦的妖怪。卡普的力量被粉碎了，却为左派的另一次叛乱浪潮开辟了道路。共产分子在德国全境掀起的混乱已达到这种程度，以致埃尔伯特总统不得不出面恳求数天前离政府拂袖而去的冯·塞克特将军担任全体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以粉碎赤色分子的叛乱。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新纠集刚被解散的“自由兵团”。事件与发展确实令人哭笑不得：昨天的叛军今天却被召来加强法律的秩序。这也是一场只有达达派剧作家才写得出来的闹剧：埃尔伯特发给“自由兵团”的奖金，恰好是卡普政权曾答应奖给他们去推翻他的政府的奖金。
摆在改组后的“自由兵团”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萨克森，苏维埃共和国已夺取了政权；至3月20日，一支拥有5万名工人的红军已占领了鲁尔区的大部分地域。同一天，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宣布，胜利的红旗必在全国飘扬。“德国必须成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跳板”。
4月3日，“自由兵团”横扫鲁尔区，消灭了红军的据点，残酷地对待未被消灭的红军。但是，为了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们还是到了首都。其时，鲁登道夫正准备乔装南逃，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北德人磋商，其中包括“钢盔”党人，由老军人组成的超级民族主义集团成员，以及大量得到工业家资助的“民间”组织的领导人等。埃卡特还将他的学生介绍给钢琴制造商的夫人赫仑·贝希斯坦主办的沙龙。一见面，她立刻为“年轻的德国救世主”所倾倒，并答应将他介绍给她圈子内其他有影响的人物。
3月31日，希特勒回到了慕尼黑。同一天，他成了一名平民。这可能是出于自愿，但更有可能是授权这样做的。他打起背包，领取了50马克的退伍费，以及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若干条短裤、一套内衣、一件衬衣、若干双袜子和鞋。他在德尔希大街41号向人转租了一间小房。这是个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靠近易萨尔河。这里大都是三四层楼的建筑物，楼下是商店或办公室，楼上是小单元房或单身房。希特勒的房子很小，长15英尺，宽只有8英尺，比他在曼纳海姆住的房子大不了多少。这是本楼最冷的房子，据房东埃尔兰格说，“租这间房的客人有些人住病了。我们现在用它作杂物间，谁也不会再租它。”
希特勒选择的住房离《慕尼黑观察家报》只有一箭之遥，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家报纸已易名为《人民观察家报》，继续充当反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喉舌。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大都由这家报纸反映出来。例如，不久前，这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标题是《给犹太人一点颜色瞧瞧！》。作者认为不管措施如何残酷，都应把犹太人从德国全部清除出去。这些文章大都出自俄国逃亡者之手，希特勒从中获得了不少有关共产主义越来越危险的情况。
他自己的首要目标却是犹太人及和平条约，其次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于德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他和埃卡特均多少表示钦敬，恨不得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一篇题为《日耳曼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埃卡特甚至推荐过他称之为“日耳曼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在演讲时，他对参加党内会议的人说，德国的共产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不自觉地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
俄国的逃亡分子极力反对这一妥协。无论在文章中还是在谈话中，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危险之说，对希特勒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来自东方的“末日信徒”中，最善于说服人的要算是阿尔弗莱德·罗森堡，即那位来自埃斯托尼亚的青年建筑师兼画家。首次相见时，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均不甚深刻。“如果我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罗森堡回忆说。只是在听了他的公开演说后，他才对希特勒入了迷。“这里，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地、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这一斗争的。在听他讲演15分钟后，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尔后的几个月里，随着罗森堡的文章在埃卡特的周刊和其他民族与种族主义的刊物上的相继出现，两人便互相亲近，彼此倾慕。给希特勒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罗森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外乎是犹太人征服世界之庞大的全球战略的第一步而已。最后的“证据”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霍夫布劳斯大会后一天拿到的。那天，《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了《复国长者之议定书》。这份议定书被认为是“复国长者”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的。旨在阴谋征服世界的24次秘密会议的书面报告。《议定书》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存在偏见和恐惧之佐证，也是他与罗森堡的关系的转折点。此后，希特勒便将罗森堡关于警惕布尔什维主义之说牢记在心，而迄今为止仍属枝节的共产主义问题，也逐渐在党的信条中加重了份量。
接受《议定书》的也绝不止希特勒一人。那年5月，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一篇长文，该文声称，此《议定书》系犹太人的为犹太人而写的真实文件，应认真对待。反犹主义原系主张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首先鼓吹的；《议定书》不仅在全欧各国流传，而且流入并发表在南北美洲，这就加剧了心怀恶意的反犹主义。几世纪来，天主教徒们所受的教育是，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第一个新教徒马丁·路德也攻击说，犹太人不仅把上帝变成了魔鬼，其本身就是“瘟疫、流行病、不折不扣的灾难”。总之，犹太人是基督教和全世界的大敌，必须用断然措施予以对付。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主要来自他自己在战争的末期以及尔后的革命时期所作的观察，而他从罗森堡、图里会，或从戈比诺、路德以及其他著名的反犹主义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支持了他自己的结论而已。从这些人那里，他不过是取自己之所需罢了。或许，给他影响更深的还是那些小册子和满嘴喷毒的、反犹的低级右派报刊。自早年以来，他对这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就生吞活剥。这些低级文学所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20年8月13日在慕尼黑著名的霍夫布劳斯群众大会上结出了果实。
他以《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为题，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一开头他就明确宣布，只有他的党“才能将他们从犹太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犹太人如何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污染社会。他的演讲虽没有什么独创和韵律，宣传效果却非常显著。他的反犹思想原是出自他个人的东西，并非是历史使然，但他却有将历史事实与眼下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煽动仇恨情绪的天才。他的话常被表示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所打断，听众十几次为他热烈鼓掌。当他把犹太人视作游牧民族，专干“拦路抢劫”的勾当时，听众的反应尤其狂热。
与其精心策划的谴责相比，希特勒早年对犹太人的攻击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首次公开攻击说，犹太阴谋具有国际性，他们所主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以及国际团结，不外乎是瓦解其他民族的士气的阴谋。先前，他称犹太人为卑鄙、不道德和寄生虫；今天呢，犹太人成了破坏者、强盗和企图“破坏所有民族”的害人虫。希特勒号召全面顽强奋战。东西方的犹太人，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是贫是富，统统都一样，毫无区别，因为这是反对犹太种族的战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已不再适用。战斗口号应该是“全世界反犹的人们联合起来！”“欧洲人民求解放！”。总之，希特勒所要求的是“彻底解决”。这点他虽提得模糊，但很凶恶：“把犹太人从我们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在反犹道路上，希特勒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当年早些时候，《慕尼黑邮报》对希特勒模仿并嘲笑犹太人一事觉得好笑，“阿道夫·希特勒活像个喜剧演员，他的演说像杂耍。”而这次的演说使这家报纸清醒一些了，它承认了希特勒在讲坛上的魔力。“你们必须相信，如果说希特勒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在慕尼黑，鼓动暴民最有能耐的就是他。”
然而，他远不止是个捣乱者，也不只是对种族主义者发出号召。对他之采取积极行动反犹的号召感兴趣的，还有那些以建立大帝国为其最终目标的人们——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中年市民们。早在1913年，这些人对“泛德团”总裁汉利希·克拉斯所讲的一席话就深信不疑。“犹太民族是一切危险之源。犹太人与日耳曼人水火不相容。”克拉斯声言，会有人起来领导他们反犹的。“我们在恭候元首！耐心！耐心！他会来的。要坚持，好好工作，团结起来！”
希特勒这一时期的讲演提纲表明，他是何等恐惧犹太人。“嗜血成性的犹太人！斩断人民的精神领导。俄国的停尸场。”“犹太人作为独裁者与今日之德国、民主与独裁之战斗——不，是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之战。这有谁明白？”“通过股票市场和投机产生的和平时期之。饥饿？对奢侈品之需求，等等。谁得利？犹太人……为大规模疯狂所作的灭绝种族之准备——可由大规模之需要——饥饿——加以证明。饥饿历来就是武器。饥饿为犹太人服务。”“世界革命意味着全世界向世界交易所的主人——犹太——之独裁投降。”
从这些引语中可看出，希特勒之恐惧与仇恨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与此同时，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外交政策概念也在形成。那年9月，他对听众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此外，他还考虑了与外国结盟问题。不久他宣称：“对我们说来，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或别处。”还有，他首次公开攻击了犹太人的国际主义——这也许是受罗森堡和《议定书》的启发的结果。他把犹太人与国际主义等量齐观，选择意大利为盟国以反对法国；这些虽是初步的概念，但却也表明，他正为制定一个既合乎逻辑又行得通的外交政策而呕心沥血。他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带来的是前线战士固有的信念与偏见；从一系列给人们带来创伤的红色革命中得出的是老百姓的固有的信念与偏见。现在呢，他终于在梳理自己的系统了。但是，他的首要目标，即自从他在维也纳的苦难岁月中挣扎时起时隐时现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却完全不是固有的。
在实际政治领域内，阿道夫·希特勒在加快步伐。几乎是赤手空拳，他扩大了党的基础——这个党现在已以“德国*********”命名。他希望，这个名字将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吓倒胆小鬼，吸引那些愿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人们。
出于同样的精神，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党旗要能与共产党鲜红的旗帜并驾齐驱。“我们所需要的旗帜要红得超过他们。”德莱克斯勒回忆说，要超过赤色分子，但“又大不相同”。最后，有个来自斯坦伯格的牙医交来一面旗帜，是当地党建立时使用过的一个*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字——在梵文中其意为“包罗万象”——长期以来就是条顿武士的标记，兰斯一冯·莱本弗尔斯使用过，“图里会”使用过，“自由兵团”许多单位也使用过。多少世纪以来，它不但代表欧洲人，而且也代表北美一些部落的日轮或生命之始末。此后，也许是永远，这字将得到某种罪恶的涵义。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人。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