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汉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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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司马迁撰《史记》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①。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②,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④。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⑤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问,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⑥,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⑦。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⑧,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⑨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⑩,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注释

①《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

②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代说法不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郭沫若认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93年(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今从王说。

③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⑥《史记》第一三○《太史公自序》。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⑩《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