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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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于谦守北京

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佗),以人”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人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刺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壁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廊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成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成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理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一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理不敢复言。郧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刺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王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成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脚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王衣襟,请成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成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以安人心。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刺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原来惊慌混乱局面,军民官员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刺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人关,直指北京城。

瓦刺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理);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

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刺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刺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刺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刺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刺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刺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刺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刺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刺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著。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宝缡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

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袁彬(北征事迹》。

《明通鉴》卷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