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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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弘治君臣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弘治元年(1488),将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妖人(专事宗教迷信的人)壹孜省伏诛。太常卿道人赵玉芝、邓常恩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佞臣,放斥殆尽。十月,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对王恕说,过去,大臣见不到君王,所以事事苟且,你应该先求见皇帝,就时政之弊,历陈上前,也许对过去的失误有所补救。王恕很同意他的建议。当时王恕在家乡很负众望,他在家乡做官时,把弊政都一一釐正过来。十一月,宪宗时大学士万安被削职。先是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他的宠幸。又与李孜牧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的恶迹,此时,孝宗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密术,署名“臣安进”。孝宗遣人拿到万安跟前说:“是大臣所为乎?”①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不久,上下都交章议论抨击,于是罢免了万安。礼部右侍郎丘溶进著《大学衍义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丘溶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缺治国平天下的部分,丘溶就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十分高兴,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②乃命礼部刊行。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孝宗为东宫太子时,素知其名,至是,文升感殊遇,奋励效命,知无不言。二月,孝宗行耕籍田礼完毕,与群臣飨宴,教坊以杂伎承应,有时说一些粗野语言。马文升厉色说:“新登极的天子应知稼穑艰难,岂能用这些俚俗之物渎乱宸聪!”立即把他们斥退。御史因一般冒犯被下狱。马文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不宜罪言官。于是御史得释。时论一致赞扬这件事。先是,张吉、王纯、丁玑、敖毓元、李文祥均以直言被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瑾上言:“这五人,即以直言获罪,必不变节辱身。现在五人都被抛弃到岭南,毒雾瘴气,与死为难,情实可悯。请皇上将五人置之于社会风气良好之地,那么他们的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现在寻求敢谏之人,不若先起用这五人。”孝宗皇帝命吏部一律起用。

吏部尚书王恕说:“正统以来,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进见,只不过片刻即止,皇帝再聪明,怎能把天下所有事都察清楚,只不过把真情寄托于左右近侍,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不多,又怎能识大臣贤否。有的听到有毁誉之言,有的出于自己好恶之私,要想得知真情,必须陛下每天去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共同谋议政事,或者让他就某事专门发表看法,或者亲自看看他的奏章。这样做不但能知大臣贤否,还可以随材任用,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变得更加高明。”马文升条陈时政十五事:选举廉洁有才能的人担任监察刑法之官;禁止占夺公物和惩戒贪官污吏;选择铁面无私之人掌审判量刑;申明立法意图来管理国之常务;驱逐术士妖人以防止迷信煽惑;要求效率以革除奸弊;选择好的地方郡守县令来巩固邦国社稷之根本,严格考核以示奖赏;禁示公罚以砥砺士风;广泛储备和积蓄以满足国用;抚恤士人以防止后患;清查僧道以杜绝游食之人;广布恩德以安定四裔;节制浪费以缓解人民负担;加强军备建设以抵御外侮。孝宗非常高兴,完全采纳,逐条责令施行。特别是节约用度一条,马文升特加上批注:“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③言语尤其深切感人。六月,王恕建议皇帝禁止文人不合情理起用私人,孝宗听从。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做尚书,得彭韶为辅佐,可以完全做到为政不避权贵,求情妄法的路子悉被杜绝。六月京城及通州久雨成灾,庐舍倒塌,死者甚众,诏求直言。马文升上疏请求禁奇巧、却珍贵、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诏下所司议论执行。

弘治三年(1490)三月,内廷宦官求建鹰坊、牧马场,求拨地千顷。户部尚书李敏阻止说,牧马场、鹰坊至多二百顷,其余都是民田,怎可以夺耕种之地为飞走之所!孝宗听从谏议。十一月,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说,近侍要整顿,任官要慎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苛捐杂税。孝宗认为很好。礼部尚书耿裕上时政七事疏,孝宗认为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仉岳认为,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应把节俭作为头等大事抓。要节俭必须减少斋蘸、停止对皇宫特殊供应、减少营缮工程。孝宗都采纳。

弘治五年(1492)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官外戚借宫廷供应之名夺占百姓园田,孝宗下诏立即退还民园。四月,大学士丘睿言时政之弊,拟为二十二条,极言朝廷应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等,共万余言,孝宗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认为城垣完工,功绩甚大,请求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停止加内官俸级。五月,遣廷臣持内帑银,赈杭、嘉、湖水灾。十一月停止生员用钱买官的条例。王恕针对此条上奏说:“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得乎?”④弘治六年(1493)八月,中官李广以左道受宠,谢迁,徐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劝止烧炼斋蘸,孝宗纳谏俱止之。

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屡游后苑,侍讲王鏊给皇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孝宗醒悟,并召中官李广说,今天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帮人。令其好自为之。停止了游览后苑。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修武备。八月,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400顷,还想并吞近旁民田千余顷,同时请求每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认为,河间之地多低洼,因为久旱,农民就占用干涸河滩地去耕种,一旦雨涝就马上被淹没,如果对这种地加税,将会留下无穷的弊害。疏上三四次,孝宗听其言。后有雄县退滩地,献给东宫做庄田,孝宗根据周经前奏,把占民滩田者都判了罪。一时贵戚近倬类似的陈请,一律依法判罪;此后,贵戚近俸们稍有收敛,不再疯狂占夺民田。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太监李广因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后来幼公主出痘死亡,太皇太后归罪于李广。李广畏罪饮鸩而亡。孝宗下令搜查李广家,得到李广纳贿簿一本,其中有,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孝宗问左右,李广有多大肚子,能吃多少,为什么一送就如此之多?左右回答说,黄米是指金子,白米是指银子。孝宗大怒,下诏抄家治罪。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调拨宫廷银库钱,不要为此征派百姓,同时停止到四川采伐木材。孝宗同意。六月,刑部侍郎屠勋上告寿宁侯夺占河间地区民田,上奏中说,食禄之家不言利,况且河间又是太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之地,很不妥。孝宗非常满意屠勋敢于直言切谏的精神,采纳了他的建议,清退所占民田。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陕西延安、庆阳二府连日地震,有声如雷,压死人畜无算。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认为,陕西与敌为邻,延、庆二府又近河套,今地震不已,可能为外寇所乘。小王子部落,有精兵数万,他们的酋长和硕是狡黠枭雄,往往以诈计败官军,为患非小。他认为当时“海内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内攘外之时,修德弭炎之日”。他请求朝廷要“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蘸,止传奉冗官,禁奏乞闲田,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之家”⑤。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小王子、和硕等在边境攻城陷堡袭击官军,形势十分紧张,孝宗认为军兴缺饷,屡次在朝廷与诸臣论议解决之法。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蘸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⑥孝宗又一次虚心纳谏。兵部尚书马文升劝孝宗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蘸以省浪费。终止传奉官下各地索贡,严禁宗藩贵戚奏讨占地,撤回陕西织造内臣,以苏军民之困。孝宗对他的谏议大加表彰。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朝廷对全国官吏进行一次大考察。孝宗对马文升说:全国主管人事的官都集合到京城,你要用心对他们进行采访,既不能宽纵也不要枉罚,彰明朝廷赏罚升迁。马文升说,陛下图治如此,这是社稷宗庙的大福,他怎敢不尽心尽职!从此,淘汰了不称职者二千余人,都罚如其分,天下吏治为之整肃。先是,刘大夏在广东、广西掌军务。一岁后求解甲归田,不许。当刘大夏廷谢时,孝宗在帷殿召见,孝宗说,我素来重用你,而你却多次辞疾,原因如何?刘大夏答以老病,且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刘大夏认为自度力不足办,所以‘谢职。几日后,又问,朝廷征敛很有分寸,何至于民穷财尽?刘大夏认为光是宫廷常贡铎木,香药等,就已花费钜万:孝宗说,如果你早报,早已停止常贡了。其他征敛也都可以一一议革。一天孝宗又问,两广各卫所战士是否强勇可用?刘大夏回答,以往他只是说民穷,其实士卒也苦不堪言,如何谈锐勇!孝宗又问,士卒在卫有军粮,戍征有行粮,何以言穷?回答:江南漕粮运转困难,江北京城团练供应紧张,其他困难又何止于这几项?况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由军队将帅共同消耗享用,所余能不穷吗?孝宗听后,大为感慨,说:“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⑦于是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十月,孝宗想在近畿地方团操人马,做左右掖。问刘大夏,刘大夏认为京西保定可团操人马。于是把保定两班军一万人,发回卫团操。于是有飞语贴在宫门,诬骂刘大夏。孝宗召刘大夏给他看。并说,宫门外人怎能到达?一定是内臣得不到私自役使军队的机会,因此贴飞语诬人。又问刘大夏,兵饷何以经常匮乏?刘大夏回答说,我在两广之时,大城的抚、按、总兵三司所费,不能敌一中贵人,兵饷如何不乏?孝宗认为中贵监军是祖制,不宜遽削,而必会廉如邓原,麦秀者充补,否则就暂且缺额。孝宗再次与大夏谈,诸司都已详尽说到所存弊政,恐怕哪一司也赶不上御马监、光禄寺。刘大夏说,皇上知弊详尽,很好,要想除弊兴利,唯在独断立行而已。最初,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多,常供不足,于是责成京城邸店操办,逼索甚苦。刘大夏此时揭露光禄寺每日操办用度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又失爱物之仁。孝宗得悉,恻然怜悯小民之苦,立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赞扬刘大夏说:“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⑧然而中官愈侧目刘大夏。

弘治十五年(1503)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乞退,不准。令开陈所言弊端。刘大夏条陈十事,孝宗览后非常高兴,命所司一一付之施行。孝宗又召刘大夏入便殿,孝宗说,有些事当否施行,很想与你商议,又因为不是兵部事而后止。今后无论当行当罢,你可以用揭帖(从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告知。刘大夏以为揭帖是非常手段,易生弊端,不可为后世法。事之可否,可以外付府部,内咨阁臣,不宜以揭帖为常法。孝宗完全赞同。孝宗曾问刘大夏,何时天下太平?刘大夏以为,求治不宜太急。佣人行政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面议后施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当时刑部尚书闵珪持法忤旨,孝宗与刘大夏谈及此事怒气不止。大夏说,人臣执法,贵在效忠朝廷,闵珪所作所为无须惊异。并以远古虞舜皋陶之事为喻。孝宗沉思片刻方言:闵珪执法过于严格,而老成之人不可轻弃。于是准行其所奏。一日,孝宗召见阁臣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是由于乞请私贩者众。刘健说:“太祖对茶法始行,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论事,谁敢为陛下言者!”⑨此时,孝宗在位久,更加明习政事,多次召见大臣面议。而刘健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他们奏请之事,无不采纳。每次进见,孝宗辄斥退左右。有人在屏封后窃听,但听见孝宗连连称善。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孝宗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⑩刘健说:

“我们如果不敢言,其余百官没有一个是敢言的了。”孝宗称是。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等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什么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孝宗说罢,泫然出涕。珊与大夏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睿之文章,闵珪、戴珊之宪刑。弘治君臣之治,上已略述。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官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日,孝宗死。

注释

①②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⑤⑥《明逋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⑨(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六年。

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