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明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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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东林朋党

明朝统治的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遭扼杀,政治陷入更加黑暗之中。此时,明帝朱翊钧(明神宗)开始亲政,然而他长期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挥霍浪费,甚至服食鸦片,不理朝政。朝中官员缺额不补,政事无人处理。就连奏疏也长期积压,无人过问。各官署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①。

随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朝廷内外更是党派林立,进而演变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在诸多的党派中,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万从哲,以及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有以给事中亓(qí其)诗教为首的齐党;有以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有以宣城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以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党派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惜相互倾轧、攻击。在诸多党派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以其改良社会的主张而于党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党形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之中。由于神宗皇后无子,而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于是明廷出现了“国本”之争,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无嫡立长”,而得罪神宗。之后,被罢官回故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聚集友人讲学,由于他们“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深得在野文人的响应,就连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③。因此而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故与城镇的工商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及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东林党人针对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统治,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君主应“无所不统”,以加强集权统治。东林党人更猛烈抨击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盘剥与欺凌,认为矿税监使四出聚敛,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④。他们还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的专权,反对贵族勋戚侵占和掠夺土地。东林党人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缓和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深得许多朝野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万历二十九年(1601),虽在东林党人等的支持和倡导下,常洛被立为太子,但朝廷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万历四十三年(1615),宫中发生梃击案,有人执木棒闯入慈宁宫,将常洛致伤。东林党人王之案负责审理此案,审讯得知系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指使。然而有神宗的庇护,尽管东林党人指责是郑贵妃的阴谋,却终未有结果。

泰昌元年(1620),神宗死,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可几天后,又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先是光宗腹泻,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气绝身亡,继而郑贵妃伙同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起居于乾清官,意在擅权。为此,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

尽管这三案都发生在宫廷内部,是皇权之争,但却由此导致了党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政治事件。东林党人中一批有抱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抨击朝政,同时也猛烈攻击非东林党的大官僚招权纳贿、渔肉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党徒则凭借郑贵妃的权势,诋毁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病故,其长子朱由校继立为帝,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居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礼部、都察院等官署长官要职,权极一时。“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⑤。受到沉重打击和排斥的非东林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不遗余力地寻找反扑的时机。

朱由校即位后,虽重用了东林党人,可他却不理朝政,以做木活为乐事,朝政再度荒废。非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而结成“阉党”,其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政局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魏忠贤,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为太监。熹宗即位后,始得宠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赐乳母客氏香火田,且叙魏忠贤治葺祖陵之功。御史王心一上谏反对。不久,熹宗大婚,趁此机会,御史毕佐周、刘兰,大学士刘一燥等相继请求遣客氏出宫。然而这些劝谏都被熹宗拒绝,相反,“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⑥。于是,凡上疏力谏,请求逐客氏出宫者,竟相继遭贬谪出朝。

魏忠贤权势日盛,原遭东林党人打击、排挤的反对派官僚,纷纷倒向投靠魏忠贤势力。不过,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人于朝中势力尚强,叶向高、韩火广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位居高官要职,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控制言路,这些东林党官僚皆“力持清议”,所以魏忠贤还一时难以得逞。但魏忠贤却积极培植党羽,令其党羽肆意攻击东林党官僚“党邪误国”。东林党人也群起反击阉党,两党之争不断升级。

阉党于朝中为所欲为,气焰嚣张。党徒肉麻地吹捧魏忠贤,为其建立生祠。朝政日渐腐败,东林党人遂再度发难。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一时间,群僚响应,魏大中等70余位臣僚,“交章”议论魏忠贤“不法”。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而阉党则对此举恨之入骨,阴谋策划反扑,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倡言用廷杖,威胁廷臣”⑦。

天启五年(1625),阉党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之事,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为此而大兴冤狱。熹宗不辨真伪,诏决熊廷弼,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被罢官。除杨涟外,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后被杖毙狱中。阉党仍不罢休,魏忠贤爪牙崔呈秀作《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开列了东林党人名单,凡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一律列人东林党人名籍之中,以此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和政见不同者。魏忠贤还指使顾秉谦等人作《三朝要典》,掩盖“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真像。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也激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反抗和抵制,阉党赴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⑧。事后,阉党、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带头反抗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全部处死。而士人张溥为此写了《五人墓碑记》,以记述阉党的暴行。

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疯狂迫害下,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于是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他为确保自己的权势,除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外,还于宫中建立万余人的“内标”,训练、武装太监,且带甲出入宫廷,一批官僚投附其门下,充当其义子、走卒。东林党人被翦除后,宦官专横跋扈,明朝政治更加黑暗、腐朽。

注释

①《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③《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④《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⑤⑥⑦《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⑧《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