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旷达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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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旷达人生(11)

苏轼的官位提高了,官服的颜色也变了。北宋的官服颜色分三种:七品以下官员穿绿袍,五、六品官员穿绯袍,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袍。高级文官还佩戴一种重要的饰物--鱼袋。朝廷规定:穿紫袍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苏轼作为三品大员,身穿紫袍、佩戴金鱼袋,与黄州时候的“素面朝天”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城犯官骤升为三品高官,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地位转变,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头晕目眩、目不暇接。尤其对于刚刚脱离困窘折磨的苏轼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大堆荣誉和显赫的官职,他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经历了少年成名、初出茅庐、地方任官、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一系列起伏波折之后的苏轼,早已不再是那个空怀一腔热情,头脑容易发热的毛头小伙子了!特别是经历了黄州四五年时间的深刻反省与人生感悟之后,此时此刻的苏轼对自己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他人多了一份宽容的胸怀,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性的同情,对反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智的反省,对人生的荣辱成败多了一份达观超然的思考。

因此,此时此刻的苏轼不会在眼花缭乱的快速提升中忘乎所以,也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书生本色。在对待“元韦占更化”、对待革新变法、对待新党人物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轼都拥有自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既符合苏轼为人处世的固有特点,也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势以及苏轼对其作出的判断。

首先,如何对待“元佑更化”?换言之,如何对待旧党人物上台后全面否定、推翻新法的各项举措?在这个问题上,苏轼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仅与他早先跟神宗、王安石的默契认同有关,也与他这些年身处基层百姓环境中,对新法的优劣长短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有关。在主持元佑元年进士候选馆职的考题中,苏轼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试馆职策问三首》其一)大意是说:当今朝政如果只是效法宋仁宗时期忠厚仁义的治国之道,恐怕官僚机构不会尽职尽责,导致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如果只是效法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恐怕官僚机构不能真正地领会圣上的意图,导致严刑峻法,人心混乱。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忠厚而不蝓,励精而不刻:既要仁厚宽爱又不能过于疏松放纵,既要锐意图强又不能过于严厉刻板。与此相应的,苏轼对待新法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意思是:权衡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对国家百姓确实有利的政策继续施行。换句话说,对待新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可以说,作为元佑时期的一位重量级大臣,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作为“元佑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对“元佑更化”总体上是拥护的。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与立场之下,有时候他也说一些贬损王安石的话语,但是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并非一概反对,对于旧党的政治意见也并非一概同意,他真正坚决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当初反对王安石是这样,现在反对司马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变更的新法、旧法,凡是法令政策都必须校量利害,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有用于国家人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苏轼的政治观念。

但是对于变法新党人物,苏轼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苏轼与弟弟苏辙饱受新党迫害之苦,他们对于新党人物的态度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苏轼的笔下,新党人物真是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意思是说:新党之流,罪恶多多,而王安石实是祸首。新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闲置散居,但是他们的心腹羽翼依然遍布朝野上下,都暗暗感念领袖的恩德,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为他们辩护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强词夺理,如同鬼蜮。这些党羽团结坚固,思想高度统一,对百姓危害很大,是人民的公贼,是国家巨大的蠹虫。

对于新党人物,苏轼兄弟旗帜鲜明地反对朝廷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反对新党人物推荐的人选,要求加重对新党人物的处罚,要求彻底追究新党的政治责任,而任何对于新党人物的提拔、宽恕,也都会引起苏轼苏辙兄弟极大的警觉。比如对于曾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李定,苏轼就认为朝廷对他的处罚太轻,因此拒绝起草关于李定的处治状,请求朝廷给予李定更加严厉的流放两千里之外的处罚。李定后来被贬到安徽滁州,距离开封一千多里,并死在了当地。对我们来说,苏轼对待新党人物的这种态度,似乎有些出乎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

1.“元佑更化”的政治核心在于全面反对、推翻新法与新党人物。苏轼作为元佑重臣,作为元佑更化的受益者,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因此,激烈反对新党人物本身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是他作为元佑大臣必然的政治行为。

2.苏轼与弟弟苏辙深受新党人物的迫害与折磨,他们都非常害怕、担心新党人物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抨击新党人物。对于新法政策,苏轼认为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好政策可以给百姓国家带来好处;而对于新党人物,他认为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结党营私之辈,应该予以清除。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对待新法政策与新党人物上是有鲜明区别的。

3.苏轼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思想家,他在逆境中善于解脱自己的心灵,善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彻底的反省思考,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与局限性。在北宋时期,苏轼的基本角色是朝廷官员、政治家,他的政治角色本能地要求他为旧党政治派别服务,这并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迫害折磨过他的那些新党人物,他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仇恨厌恶,现在他处于优势的位置,对于新党人物的打击就势在必行,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予以正视。

4.苏轼虽然不遗余力地打击新党人物,但是坚决反对通过文字狱来迫害士大夫,这又是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保持的一点清醒的认识。

苏轼如此激烈地抨击新党人物,那他与旧党人物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吧?其实也不尽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苏轼对于新法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苏轼非常反感当初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他对于现在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与新法有关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这样一来,苏轼必然与主持元佑更化的司马光发生巨大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曾经被新党迫害的旧党人物,苏轼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观念的转变,又开始与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发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元佑更化”时期,退居十五年的司马光重新主持朝政。司马光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谨言慎行、德高望重,是当朝的道德楷模。他与高太后达成共识,认为神宗皇帝、王安石的变法求新已经完全失败,当务之急便是罢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格局。所以司马光执政之后,就有计划、分步骤地起用反对变法的大臣们,并陆续废除新法法令。

有一些新法法令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弊端较大,所以废除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有些新法的废除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司马光与苏轼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应该废除免役法。

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施行的是差役法。官府的许多劳役都由老百姓来承担,使其不能专心务农,贪官污吏又趁机敲诈勒索,导致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免役法则规定,老百姓如果不能服劳役,可给官府交钱,由官府雇用劳役。免役法的弊端在于有的部门收缴的免役钱款过多,而收缴的钱也并未完全用于雇用劳役。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

苏轼原来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此后多年在地方任官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免役法的确比差役法要好得多。所以,苏轼虽然因反对新法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并没有从个人的好恶、所属的政治派别利益出发,而是从法令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从校量利害、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

然而,“元佑更化”领袖司马光的顽固程度与王安石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不同意继续实行免役法。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种种好处说给司马光听,可司马光就是不采纳他的意见。

一次,在宰相政事堂里,他与司马光又开始激烈地争论免役法的存废问题。司马光不由得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苏轼慢慢说:“当年您做谏官时,与宰相韩魏公(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虽然很不高兴,您依然奋然不顾地说下去。如今您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吗?”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心中的芥蒂却挥之不去。他对苏轼的意见置若罔闻,依旧一意孤行。司马光这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做法让苏轼极为愤慨。退朝回家后,他依然怒气冲冲,一边卸巾解带,一边连声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事载苏辙《龙川别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司马牛本是孔子一位学生的名字,与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苏轼只不过想表达司马光太倔强,简直就是死牛筋,一根筋,所以脱口而出“司马牛”!

后来朝廷成立了研究、修订役法的专门机构--详定役法所,苏轼也被选派参加。这个时候朝廷大臣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有苏轼还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与挚友的信中,他写道:

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

意思是说,过去的君子以王安石为榜样,追随他;现在的君子以司马光为榜样,追随他。我与司马光彼此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关系亲密无间,但是我却不会盲目地追随他。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再乞罢详定役法状》),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下与同事谈不拢。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大好人,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多数官员做官的目的在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就是苏东坡的书生本色,也是他的为官本色。

据苏辙回忆,面对苏轼这种屡屡反对自己的做法,司马光渐渐不耐烦了,开始感到恼怒,打算将苏轼撵出朝廷,可巧他因病去世,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可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员大多都是司马光的党羽、门生,他们都希望能够联合力量求取提升,所以很讨厌苏轼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行,大家都争相指摘苏轼的过错,找不出过错,就开始拿“乌台诗案”这部陈年旧账说事儿,诋毁苏轼。苏轼从此在朝廷之中就不得安生了(事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以苏轼的智慧,对身边政治氛围的变化当然洞若观火,他不由得感叹:

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

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

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送吕行甫司门倅河阳》)

你看,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到朝廷的苏轼,想不到居然与前辈、好友司马光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弄得自己又一次“不安于朝”。其实,东山再起的苏轼,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在京城过得并不比在黄州轻松、愉快,以他这种率真执着的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的办事方针,一吐为快的言行方式,只会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儿,他的处境也将会越来越困难。那么,五十多岁的苏轼还将遭遇怎样的麻烦,他又将如何面对或者摆脱这些新的麻烦呢?

知难而退

宋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等朝中重臣联名推荐北宋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程颐出任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按照宋朝的官制,经筵讲官(皇帝老师)分为不同级别,苏轼所担任的经筵侍读要高于说书之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同为帝王之师。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授徒讲学三十余年,门生遍及朝野上下,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平时不苟言笑,一开口便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俨然一副道德圣人的模样,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也颇有些迂夫子的味道。一天,程颐为哲宗讲书,课间休息时,君臣二人在一间小亭子里喝茶,哲宗顺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这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但程颐看见后立即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教训道:“现在正是春天,万物生长,皇上不可无缘无故摧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哲宗好不容易等到下课玩耍一会儿,却没想到又被这个老头子训了一顿,好不没趣!他嘴上不敢说,心里老大的不高兴,皱起眉头,将柳枝狠狠地掼到地上。司马光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感慨,他对门客们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主往往不愿意接近儒生的原因呐!”(事载宋·马永卿《元城语录》)

司马光是个光明磊落、心胸开阔的人,他对程颐的看法尚且如此,幽默诙谐、极具情趣的苏轼对程颐的言行方式当然更加看不惯。他承认自己“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再乞郡札子》),意思是说:素来看不惯程颐那副虚伪矫情、故作姿态的模样,往往在言语、脸色上就表现出来!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这一天,哲宗皇帝正率领百官在首都南郊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安放神宗的灵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共有五种重大的礼仪活动,即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主要是指祭祀、纪念之礼,通过祭奠天神、地只、祖先求善祈福;嘉礼包括登基、册封大典、朝贺朝拜、喜庆婚宴等礼仪;宾礼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君臣之间、国与国之间、士大夫之间的礼仪;军礼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礼仪;凶礼则是指与灾荒祸患、丧葬吊唁活动有关的礼仪活动。哲宗祭祀天地神灵的活动自然属于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