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旷达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2771900000017

第17章 旷达人生(16)

苏轼略做安排,在六月二十日乘船离开海南。临行前,儋州百姓依依相送,“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随他同行者,除了三子苏过外,还有他在儋州所畜养的狗,苏轼曾为这只名为‘乌觜’的狗写了首《乌喙诗》,诗中说:“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意思是当乌觜听到苏轼将要北返中原的时候,高兴地摇头摆尾。由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临老得以北返的兴奋之情。六月二十日登船渡过琼州海峡,已是夜深之时,天上万里无云,月光将海面映照得格外澄清明净,他禁不住赋诗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虽然在荒僻的岭南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但饱览奇景异俗不也是平生难逢的快事吗?

在海南整整居住了三年的苏轼,本以为将会老死于此,正因如此,他已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将自己融入当地的生活中。他与当地百姓“负大瓢行歌田亩间”,背着大葫芦在田野之间边走边歌,歌声响彻云霄(《侯鲭录》);他向往着“化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他甚至已是误把他乡当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而当地的七十岁老媪,问他是否感到“昔日富贵”仿如“一场春梦”,更是让苏轼惊觉“符老风流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

苏轼收到内迁的诏令后所作的《儋耳》诗,最能代表他当时的心情: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阑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虽然“放逐臣回”是则“快意雄风”的消息,但此时的苏轼已融入当地生活,成为一个高歌“丰岁语”的野老,加上历经了五年贬逐投荒的艰苦生涯后,苏轼已是六十五岁的暮年老翁,简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的健康,真可谓身心皆疲。苏轼虽然孤忠不减,但已不复有当年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只能感叹“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历经了无穷的苦难和波折,让苏轼对人生、对宇宙、对自然都有了更为深入透彻的思考和了悟。

自从五月接到内迁的诏令后,年迈的苏轼展开了与五年前贬谪边荒时近似的漫长旅程,仍旧是诏令多改,依旧是奔波劳顿。

苏轼在六月二十日离开海南,当时的他心情非常复杂,既有“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对离开海南产生的依依离情,又有“倦客愁闻归路遥”,对前途不明的渺茫之感(《澄迈驿通潮阁》)。但他还是掩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只因“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天上乌云都已散去,加诸在身上的诬词终将除去,所有以前经历的风雨岁月都将结束。

离开海南之后,苏轼在徐闻县与秦观见面。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绍圣初年“坐党籍”,从此开始遭受接连贬斥的厄运。元符元年(1098)九月,秦观“移雷州编管”(《宋史·哲宗本纪》),与海南的苏轼仅有一水之隔,苏轼在五月接到诏令后,曾写信给他,相约在徐闻县见面。两人临别前,秦观把自己预写的一篇挽词给苏轼看,“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宋史·文苑传》)。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已近,苏轼看了挽词后,以“齐死生,了物我,戏作此言”(《书秦太虚挽词后》)来安慰秦观,“遂相与啸咏而别”(宋·何蘧《春渚纪闻》)。孰料这一别便是永诀。八月,秦观在藤州(今广西藤县)“出游华光亭”时去世(《宋史·文苑传》)。

苏轼于七月四日抵达廉州贬所,他在《记过合浦》中回忆由海康(今属广东、)前往合浦(今属广西)时的情形,因为“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所以苏轼必须改乘小船,傍着海岸而行。六月的最后一天,夜晚小船“碇宿大海中”,天上没有月亮,星星也是疏疏落落。苏轼环顾四周,不禁为自己屡遭劫难而感叹。但当他看到儿子酣睡在他的身旁,看到他视为此生最重要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本着述时,便也随之释然,就是这种由内而发的成就感,成为他生命航船上的压舱石,让他得以面对狂风恶浪。

在廉州尚未安定下来,苏轼便又接到诏书,“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宋史·苏轼传》)。七月二十九日苏轼与苏过一起离开廉州,赶往永州(今属湖南)上任。九月六日,经过郁林(今广西玉林)时,惊闻秦观病逝藤州的噩耗,苏轼悲痛不已,“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连声悲叹:“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与欧阳元老》苏轼为此专门改道前往藤州,想去吊祭秦观之灵,可惜当他抵达藤州时,秦观女婿范冲已经扶柩而去,苏轼为此大感伤恸。

离开藤州之后,苏轼与苏迈、苏迨二子以及全家在广州相聚。随后乘舟北赴永州,十一月中旬途经英州时,朝廷再次下诏,复苏轼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其实是朝廷赐给苏轼的祠禄官名,这是宋代大臣被罢职之后朝廷为示优礼所给予的称号,以道教宫观为名,无职事,仅借名食俸。就是说现在的苏轼可以享受一份七品的俸禄,而且可以随便选择住处。对此,苏轼感到由衷的高兴,此时的他一身疲惫,心中急切地希望能够尽快安定下来。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刚过,苏轼北返到达大庾岭。他在一村店休息,有一老翁问苏轼的随从:“官为谁?”随从回答是苏尚书。老翁问:“是苏子瞻欤?”回答说是。老翁就上前向苏轼行礼,说:“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轼笑了,非常感谢老翁,写了一首《赠岭上老人》诗题于壁上: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大庾岭对封建时代的官员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如果官员被贬至大庾岭以南,那就意味着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一般少有北还的希望。当时有所谓“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民谚,其中“春、循、梅、新”指的是广东的阳春、龙川、梅县、新兴等偏远地区,“高、窦、雷、化”指的是广东的高州、信宜、雷州、化州等蛮荒地带。这就是为何苏轼感叹“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曾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九月经大庾岭赴惠州,南迁六年后又过此岭北返,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苏轼的政治生命就要复苏了。

当时的朝廷中有一种舆论,认为既然章悖等人已经被驱除出朝廷,苏轼、苏辙兄弟作为在世的最具影响力的旧党领袖当然会得到重用,这几乎成了当时的士林公论。

不少人写信给苏轼,希望证实这一消息,章悖的儿子章援也是其中之一。那时,章悖已被贬谪至雷州,章援写了一封长达七百字的长信给苏轼,委婉地希望苏轼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援救自己的父亲,或至少不要报复。苏轼在给他的回信中不但未将自己年老投荒、一贬再贬的痛苦遭遇归罪于章悖,更是以“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来安慰章援。另外他还写了信给章悖的外甥黄师是,要他转告章悖的母亲:“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与黄师是三首》之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胸襟气度。

其实苏轼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因为所谓的建中靖国并不就是“元佑更化”,而是新旧两党人物兼而用之。新党立场非常鲜明的蔡京、蔡卞兄弟固然离开了朝廷,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代价,旧党立场同样非常鲜明的苏轼、苏辙兄弟也不可能回到朝廷担任要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初召回大批元佑大臣的时候,曾布就曾向蔡卞保证,其他旧党人物不好说,但苏轼、苏辙兄弟绝对不会回到朝廷来。他还以“两党得志”后将“怀私挟怨,互相仇害”,任何一方都不得势“则天下无事”劝进徽宗,让他对“元佑、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因此当时就有所谓“左不可用轼、辙,右不可用京、卞”的说法。更何况,向太后与以前的高太后有很大的不同,她本人既不可能也无意长久拥有朝政大权,她虽然晋用了一些受章悖所排挤的元祦旧臣,但对于新党人物的蔡京却也很看重。至于宋徽宗,虽然以韩忠彦与曾布为左右相,但他本人显然更希望继承神宗、哲宗的衣钵,在韩、曾二人之间,他更亲近新党的曾布。况且当时朝中的旧党并无可用之才,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忠彦虽为世臣,而德望非温公(司马光)之匹。”在这种形势下,旧党的势力日微,曾布与其他新党人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酝酿召回蔡京,复兴绍圣时期的政策。

五月间,苏轼到达金陵。当他听到向太后已去世,曾布得势时,敏锐地觉察到朝廷的动向正在朝着不利于旧党人物方向发展。苏轼迅速打消了原来去颍昌(今河南许昌)与弟弟苏辙会合、并且终老颍昌的打算,因为颍昌距离开封这个政治中心也是政治漩涡实在是太近了!

苏轼自从在英州接到“任便居住”的诏命之后,心中一直为北归养老的住处多有考虑。他所考虑的因素最主要有两点:

1.与弟弟苏辙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苏轼心中非常渴望在垂暮之年,在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之后,能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重拾天伦,尽享“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书出局诗》)之乐。

2.应对朝廷政局变化:此时的苏轼对政治“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心只想“闭户治田养性而已”(《与子由二首》其一),他已不想再次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多次讨论有关归老之地的考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当时心中的矛盾和犹豫。在刚北返时,他曾一心“渡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颍昌”,想要与弟弟苏辙“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与孙叔静三首》其二)。另一方面,秦观因受他的牵连而去世,心中既有不舍,更有自责。为了“安晚节”(《与李方叔四首》其三),所要考虑的归老之处便以远离朝廷为标准。他想住在“土如濡”、“米胜珠”的江南,远离京城,以免再次卷入政治漩涡。

苏轼也曾想过回四川老家,在《与郑靖老二首》其二中他说:考虑到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圣上又赦免了自己的罪过,于是就计划着像陶渊明一般当个农夫,以“带月之锄,可以对秉”,他想“归蜀”终老,但若不能如愿,便以杭州为家。

常州亦是苏轼自海南北归,曾经多次考虑度过余生的地方。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与元丰七年(1084),他曾两度在那里买田:“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乞常州居住表》)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在贬谪惠州时,苏轼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所以宜兴是有生活基础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当苏轼到达虔州(今江西赣州)后,曾准备住在常州、舒州(今安徽安庆)或真州(今江苏仪征),他在给朋友苏伯固与钱济明的书信中写道,他年事已高,应以退居为要,但归老之地以舒、常、真三州皆可,并且让他们帮他留意是否有适合的房子可以典买。他还告诉钱济明,据虔州太守霍子侔说,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想出卖,要钱济明帮忙派人去看看屋子,了解价格如何,如果适合居住,而又是能力可及,他就准备买下。

但心中的亲情再次动摇了苏轼的决心。苏轼收到弟弟苏辙邀他同归颍昌的书信,信中苏辙告诉苏轼:“桑榆暮景,我们两兄弟相聚的时光有限,岂忍再长相别离?”言语酸楚,感人肺腑。苏轼对弟弟的深情厚意“不忍违之”,于是再次改变主意决定归居颍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轼感到朝中风气丕变,于是与朋友程德孺、钱济明在金山相见,商量之后,“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宋·何蘧《春渚纪闻》)。苏轼写了一封信给弟弟苏辙,向他解释改变心意的原因。他说:

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

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兄万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与子由二首》其一)

由信中所言,我们可以得知苏轼终于下定了退归常州的决心。他虽然非常渴望能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尽享“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书出局诗》)之乐,却又因时势所逼,不能达成愿望,心中的遗憾难以名说,只能感叹此乃天意,天命不可违!

除了避开政治纷争之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要早做决定。而且苏轼心知弟弟苏辙的经济情况也不如以前宽裕,不忍心再带着一大家人前去投靠他,增加他的负担,因此归老常州已成定案。

度岭以来,苏轼受到沿途各州县官员的热情款待,老百姓们的反应尤为热烈,所到之处无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拥。根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六月中旬,当苏轼所乘船只到达常州时,苏轼头戴便帽,身披短袖坎肩,坐在船舱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运河两岸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前行,争睹这位当代伟人的风采。苏轼对身边的朋友说:“莫看杀轼否?”邵博在记述了这一动人场景之后,情不自禁地议论道:“其为人爱慕如此。”苏轼所说的“看杀”出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说卫玢是有名的美男子,弱不胜衣。他从豫章来到建康,大家久闻他的容止美名,想来一睹其风采的人围成一道道人墙。卫玠本来就体弱多病,不堪其劳,最后成病而死。苏轼之所以引用此典故,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已染暑热,身体不适,另一方面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自谦之意。更何况此时的苏轼实在不愿意再引起朝廷的过分关注,民间百姓对他的热烈关注、关心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则未必是什么好事。苏轼当时已是年过六十的老翁,即使不是鸡皮鹤发,也自然不是和卫玠一样的“璧人”。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为的是他绝世的文采风流,这自非卫玢的容止所能够比拟的。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当苏轼终于决定归老常州时,他其实已身染重病。

自元符三年(1100)六月离开海南,从瘴疠之地内返,苏轼途中已身染瘴毒;加上这一年以来行走道途,生活不定,已过花甲之年的苏轼,怎能抵受如此的折磨?他早已精力衰颓。再加上多以舟楫为家,所行之处,河道熏污,秽气袭人,五六月间又正是暑夏之时,江浙地区天气炎热、气候潮湿,白天骄阳似火,夜晚暑气蒸腾,郁闷湿热。六月,六十六岁的苏轼终于病倒,他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