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旷达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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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旷达人生(18)

王弗除了在苏轼的人际关系上常有建言外,对于苏轼做出的一些逾越常规的事,也善于利用苏轼对父母的尊孝而予以劝诫。苏轼喜欢文物收藏、研究炼丹,他在《先夫人不发宿藏》中回忆,自己在凤翔时,因为怀疑坟地之中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居然想去掘墓挖坟!王弗借婆婆的话,劝戒夫君停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让苏轼十分惭愧。

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感情很深,俩人之间不只声气相投,夫人的聪慧有识对他更有很大的帮助。“有识”二字,乃是古代对读书人的极高评价,苏轼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夫人,可见他对王弗是多么敬重。对苏轼来说,王弗既是爱妻,又是诤友,他将她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依靠。可惜好景不长,王弗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与苏轼的恩爱婚姻只有十年。对此,苏轼只能在墓志铭的结尾不胜悲伤地叹息:“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

在王弗去世十年后,四十岁的苏轼又在梦中见到了她,苏轼深情地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的阴阳隔绝并没有能够减轻他对妻子的深情怀念。十年来,诗人经历了更多的人生仕途上的艰难险阻,这些都引发出他更为强烈的关于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的感伤。生活上的困顿,让他一次次地回忆起王弗的聪明睿智及对他的深情与体贴。可是十年后的自己早已是苍颜白发,往昔的意气风发、俊朗潇洒已不复现,现在即便相见,相信妻子可能也认不得自己了!而聪慧的夫人那美丽沉静的模样却永久地收藏在诗人的心里。恍惚之间,诗人仿佛又一次见到了久别的妻子,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深情,可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呢?只有泪水止不住的流淌……

第一任夫人王弗在苏轼心目中是那么的聪敏、智慧,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短暂但极其美好的第一乐。

苏轼的第二任夫人王闰之是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堂妹,他们相识于苏轼治平三年(1066)蛰居家乡服父丧期间,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除父丧,十月成婚。当时王闰之二十一岁,比苏轼小十一岁,她给苏轼生了两个儿子,即苏迨与苏过。

王闰之的性格质朴贤惠、温柔体贴,她精心照顾着这个家庭,全心全意地体贴丈夫。这在苏轼为她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里有很详尽的叙述:

维元祜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在祭文中,苏轼写出了他对王闰之的评价,第一,“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王闰之对堂姐留下的长子苏迈,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苏迨、苏过一样疼爱。这在苏轼看来尤为难得。第二,得失如一,随遇而安。在与苏轼共同生活的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苏轼在朝为官、八年外任、遭贬黄州、返回朝廷等各个时期,与丈夫在政治风浪中起伏升沉,饱受磨难,但始终保持着朴实诚挚的品格--既不因苏轼遭贬而口出怨言,也不因苏轼的荣耀而喜形于色。她的安于忧患,穷而不怨,富而不骄,令小叔苏辙亦感佩服。他在为王闰之写的祭文中说:“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祭亡嫂王氏文》)意思是说:苏轼的命运起伏跌宕、时欢时悲,面对如此地覆天翻的生活境遇,旁观者都觉得无法适应,但王闰之却不改声色,处之泰然。锦衣玉食,她不惊喜,牛衣耕织,从不埋怨。苏辙认为,她的这种平和恬淡的大度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决非后天的培养。她像一块温润的美玉,维持着这个家庭吉祥、平静的氛围。

王闰之虽不像王弗那样,可以在苏轼的交游往来间给予意见,但她对苏轼的日常起居和习性爱好,了如指掌,对苏轼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包容和体谅。当苏轼在山东密州作知州时期,正值旱灾肆虐,蝗灾四起,百姓饥馑,民不聊生。当时密州的荒凉境况到了“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洒涕循城拾弃孩”(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的程度。苏轼身为地方父母官,为百姓之苦而深感黯然。然而他自己家中的境况也是捉襟见肘,当时的苏轼已“仕宦十有九年”,身为一州之首但却“家日益贫”“斋厨索然”,以至于与通判刘廷式绕城墙求“杞菊食之”(苏轼《杞菊赋》)。这种说法也许有文人的夸张成分在其中,但却是身处灾祸境遇下身心交瘁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境况下,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好起来?

有一天他正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密州百姓的生计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三岁的小儿子苏过走了过来,拉住他的衣服,非让爸爸陪他玩耍。苏轼平时最喜欢小儿子,可最近哪有这心思?苏过太小没眼色,几次三番不放手,惹得苏轼火冒三丈,忍不住一声断喝,吓得小苏过放声大哭。王闰之连忙跑进来将孩子抱给丫鬟。

苏轼气哼哼地说:“这小子真不懂事,傻透了!”王夫人柔声劝他:“小孩子不懂事,你何必跟他生气?”转身出去拿来一小壶酒,几碟小菜,瞅了眼满脸怒气的丈夫,轻声细语地说:“你说咱们儿子傻,我看你比他还要傻,整天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来,喝杯酒,开心点儿吧。”

苏轼曾在《后赤壁赋》中记录了王闰之给他与朋友们提供“及时酒”的事情:“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如此良夜何……妇日,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这个故事也足以证明王闰之对丈夫的了解和体贴。

王闰之虽则贤惠,但的确不如王弗精明聪慧。比如“乌台诗案”爆发时,苏轼在湖州被抓走之后,王闰之“几怖死”,几乎快被吓死,她担心朝廷会从书稿中再次罗织苏轼的罪状,就在一怒之下烧毁了丈夫的许多诗文手稿。苏轼后来在给朋友文彦博的信中说:“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意思是说,我被抓走后,老婆骂道:“就喜欢写这些诗文着作,有什么好处,几乎把我们吓死!”于是全都拿来烧了,等到后来再整理,已经烧毁了十之七八。在当时那种危急的时刻,王闰之不可能冷静地思考这些诗文手稿对于苏轼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这些诗文手稿凝聚着他的情感与心血。但一个弱女子,当他面对被官府抄家,前途茫茫,丈夫又锒铛入狱生死未卜的局面时,一时迁怒于那些惹祸的诗文,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被谅解的。

王闰之虽然烧了苏轼的诗文手稿,但是在黄州时期,却充当了苏轼种田的好帮手。有一次,家里的耕牛害了重病,快要死了。僮仆赶紧请来牛医,谁知医生看了半天也找不出病因。王闰之听说后,亲自来到牛棚,看罢之后说:“这牛患了豆斑疮,赶紧多给它饮青蒿粥。”僮仆们立即煮了一大锅青蒿粥,病牛吃罢后很快痊愈,恢复了体力,又能下地耕田了!苏轼十分高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自豪地谈及此事。

其实,王闰之也不是一个只知操持家务完全不解风情的妻子,有时候她也会表现出多情多才的一面。元佑七年(1092)正月,苏轼在颍州任知州。一天晚上,梅花盛开,月色明媚,王闰之对苏轼说,“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为什么不叫朋友们来梅花月下饮酒呢?苏轼大喜,说:我不知道夫人也能作诗啊!夫人的一番话真是诗人的语言!于是招呼朋友们来喝酒(赵令畸《侯鲭录》)。随后更乘兴作《减字木兰花》词:

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苏轼所达到的文学艺术高度,是王闰之难以企及的,但苏轼对她却充满感激,只因她的出现弥合了这个因王弗弃世而残缺的家庭,为苏轼营造了一个得以憩息、宁静温馨的港湾。

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八月一日,苏轼担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倍享荣耀,四十七岁的王闰之却不幸去世了。王闰之陪伴着苏轼走南闯北,共度宦海浮沉的艰难岁月,这个贤内助的骤然去世,对当时年已五十八岁的苏轼可说是个重大的打击。苏轼极其悲痛地在祭文中号呼:“我日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在苏轼的心目中,第二任夫人王闰之,是如此的温柔、坚韧,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了重要但又不无遗憾的第二乐。

除了这两位夫人,苏轼的情感生活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侍妾王朝云。苏轼为三个与自己最亲近的女人,都写过诗词,比起那两位夫人,苏轼有关朝云的文字最多,比如《悼朝云并引》、《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朝云诗并引》、《西江月》等祭文、诗词。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敏而好义、忠敬如一的朝云。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当时的苏夫人王闰之怜悯朝云的身世,将她买下作为侍女。当时朝云年仅十二岁,二十三年间她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在宋代,姬妾本是荣华富贵的美丽点缀,姬妾没有义务与主人荣辱与共。苏轼在朝中为官时为了应酬方便,也曾蓄养过数名歌女,但后来都相继辞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惠州,成为他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为感念朝云对他的情义,苏轼写下《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随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苏轼在这首诗中以“不似杨枝别乐天”来赞美朝云的不离不弃,以“恰似通德伴伶玄”来感念朝云随他南迁。白居易的侍妾中,以擅唱《杨枝》着名的樊素,在白居易晚年病中离开了乐天。苏轼平素最为仰慕陶渊明、白居易,与自己相比,白居易晚年的这段境遇当然令他感慨万千。朝云原本并不识字,后来在苏轼熏陶之下,开始读书习字,并“粗有楷法”;又曾跟随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悼朝云诗并引》)。“天女维摩总解禅”就是指朝云在苏轼学佛之后,也从而学佛并粗知佛学大义。但朝云在来到岭南之后,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在惠州时因为经常生病,生活便成了不是念佛就是熬药。朝云因能歌善舞而得以与苏轼结下“舞衫歌袖旧因缘”,但她却不愿像秦观所赠《南歌子》词中的巫阳神女,“瞥然飞去”之后,空使“前世是襄王”的主人“断人肠”。因此就算她学佛功成,也不愿作“巫阳云雨仙”,只想伴随苏轼前往“三山”,为苏轼“一生辛勤,万里相随”(《惠州荐朝云疏》)。苏轼心中如何能不珍视朝云这份非常难得的真挚感情?

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时,遣散婢仆,但朝云不肯离去,后来苏轼身陷牢狱,夫人王闰之因过分忧惧,卧病多时,奶娘任采莲又年迈体弱,家中事务多亏朝云打理支撑。苏轼被贬谪黄州,终将朝云收为侍妾。

在黄州的时候,朝云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苏遁,不料苏遁因无法适应舟车劳顿的贬途生活,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苏轼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疼爱非常,他说“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而且他因遭贬而“常鲜欢”,只因幼子而“一笑喜”,如今忽失爱子,“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但最伤心的并不是苏轼,而是年轻的母亲朝云。她因为失去爱子而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遁,小名干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

当苏轼再次被贬谪到惠州之时,王闰之已经去世,独有坚强的朝云跟从在旁,并且毅然承担起主妇的责任,在生活上细心周到地照顾着苏轼的饮食起居,精打细算地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她每天念佛练字,与苏轼谈禅论道。对于现实生活上的拮据与艰困,她泰然处之,无怨无悔。此时的朝云深深地了解苏轼,了解他济世爱民的仁者之心,超然达观的人生境界,应当说,她在精神上渐渐与苏轼趋于同一。

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诗人与朝云的相知: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一天吃完饭后,苏轼在院子里散步。忽然,他拍拍自己的肚子问侍妾、婢女:“你们说,这里都装的是什么?”一个婢女赶忙说:“您肚子里装的都是锦绣文章啊!”苏轼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另一个婢女接着说:“您满腹经纶,肚子里都是巧妙机关。”苏轼摇摇头,未置可否。最后,朝云不紧不慢地说:“依我看,学士一肚皮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一言中的,苏轼不禁捧腹大笑。这个故事虽有调侃、戏谑的成分,但从中却可看出,朝云的见识远远高于诸位侍女,只有她,才配做东坡的知音。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朝云在惠州病逝,年仅三十四岁。失去患难中的知己,苏轼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苏轼将她安葬在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上的松树林中,并刻碑以铭。苏轼尽管心中悲怆难忍,依恋不舍,但在《朝云墓志铭》中,并没有像《亡妻王氏墓志铭》《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那样,表露出浓重的儿女私情。其中有的只是如对挚友般中肯的高度评价。在《悼朝云并引》中,他说:“苗而不秀岂其天”,表露出他对朝云之死的伤心,但他更衷心地祈愿她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仙佛的境界,虽然现在与朝云生死相隔,但他自己也将在余生晚境勤修佛道,希望有一天能与她相会在佛国净土之上。苏轼有一首《蝶恋花》词,据说也与朝云有关: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本非为朝云而作,是苏轼借伤春而抒发自己贬谪岭南,坎坷寥落的人生遭遇。暮春景色,满目衰落。墙内佳人本是无心无情,而墙外行人却因多情而心生烦恼,万端愁绪皆由心造。一切原本自然,何须如此执着,自生烦恼?据说,苏轼请朝云演唱这首《蝶恋花》词。朝云轻启朱唇,歌喉将发之际却泪满衣襟,苏轼十分惊讶,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从此之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尤不释口”(《冷斋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