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旷达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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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旷达人生(4)

一天,苏轼和几位朋友在西湖孤山竹阁前一临湖亭子里闲坐聊天,忽见一艘画舫缓缓靠近亭子。船上一位美貌女子,娴雅端庄,低眉鼓筝一曲,筝声缥缈如梦,如怨如慕。一曲未了,却听那女子对苏轼说:“我自幼就仰慕苏大人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阅读,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抛头露面,可今天听说您要来湖中游玩,实在忍不住要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的宿愿,给您献上一曲,聊表心意。”说罢返回船舱,不一会儿画舫就消失在湖山的深处,只有隐约的筝音在湖面飘荡(事载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宋·袁文《瓮牖闲评》)。

感伤的美丽引出感伤的词句,苏轼词创作的生涯就是在杭州开始的,他写道: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江景》)

凤凰山下,雨过天晴,清风吹拂,晚霞明媚。那水中洁白的荷花,轻盈美丽。不知从何处飞来翩翩白鹭,与这荷花相映成趣。忽然传来一阵哀怨的筝音,其中自有一段苦苦的相思之情,令人不禁动容!曲终之后正要询问你的姓名,却不见了你的踪影,只有隐约的青山陪伴着我……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词创作的起点,那么,在密州任职期间则是苏轼词创作的飞跃阶段。一个中秋月夜,苏轼无比思念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心情非常苦闷,他喝了一个通宵,酩酊大醉之际,为我们带来千古中秋绝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词的上阙,诗人想要乘着清风,飞到月宫里去,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地令人沮丧!但很快诗人就否决了这个想法。还是回到人世间来吧,天上宫阙固然潇洒自在,可千里月光传递的却是一缕缕的人间温情。这正是苏轼的本来面目,他超然达观,却从不孤芳自赏;他热情好客,却从不世故圆滑;他才华横溢,却从不自鸣得意。这首词中,饱含着巨大的人间深情与超越智慧。

这个中秋月夜,苏轼欢饮达旦,大醉之际更加怀念弟弟子由。苏辙的文才尚难与兄长相媲美,但他却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他的书信与关怀是苏轼在尘世喧嚣中所能听到的最清澈的知己之音。当苏轼身边高朋满座,宾客如云的时候,子由的情意也许并不显得更多、更深厚,但当苏轼不小心得罪了权贵,变得行单影只,子由那平淡笃实的情怀便几乎成为苏轼体味温情世界的全部内容,成为苏轼复原精神气力的重要源泉。

想当年,他们通过制举后各奔前程,苏轼的诗句中便充满了宿命的伤感:“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细算起来,兄弟二人已有整整五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今夜,这一点点月光,又如何消解内心如潮的涌动?如何填满我内心无边的怨愁?手边的酒樽缓缓移动,洋溢着久违的醇香,仿佛只是一刹那的错愕、幻觉,诗人在月影酒香里一阵眩晕。恍惚间,他喃喃自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微醺的诗人在问谁?是远方的子由还是醉醺醺的自己?是迷离的月光还是小巧的酒樽?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满怀幻想的追问,他在意的或许并不是答案,而只是这孩子气的追问本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深深的渴求与失落中找到一缕轻烟般缥缈的安慰,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醉意阑珊寻找到一个聊以解嘲的答案。

苏轼醉了,他俏皮的微笑在酒樽边上荡漾着扑朔迷离的色彩:不要那么高,不要那么清冷冰寒,不要动不动学嫦娥赌气飞走。就这样起舞吧,就在此刻与月共舞,与影同行,与酒共醉。还记得那个诗人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幻觉似乎成为孤独心声的最后支撑,为了不使自己深陷精神的囹圄,李太白努力在寂寞里寻找快乐:“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其实天上人问、人间天上从来又有什么分别?

这便是人间世事中的苏轼,也是苏轼眼中的人间世事!

“一向年光有限身”(晏殊《浣溪沙》),蓦然回首之际,人生憾恨固然苦多。但如果对无限年光的追求必须在天人分离中实现,那还不如好好地把握现世,把握每一个美妙夜晚,在酩酊大醉中感受实实在在的人生快乐。或许,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并不意味着由人间而天上的机械提升,而是人间天上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交融,是在充分享受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对未来图景的想像与展望。所以,不必在月宫里起舞,人间清影自然胜却仙境无数。

其实月光又懂得什么?它不过是儒生笔下的一缕情思,老庄眼中的一线光影,禅者心中的一段话头。

苏轼何尝不明了这些?但他不愿意明了,他只希望在朦胧混沌的一派月色酒香中放纵一回,你说我醉我便醉,你说我佯醉我便佯醉,我只愿这样醉着,便将人世间的长长短短、离离合合、真真假假、风风雨雨看个明白,认个清楚;我只愿这样醉着,便可都不作理会,只顾着自己在月酒里身轻如叶,漂转如影,来去自由,潇洒快活!其实,又能有几分真的快活?他那心里,想的、念的、梦的、醉的、说的,都是子由,都是那个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见的亲人,都是那些平平淡淡、反反复复、哕里哕嗦的世事深情!

苏轼何尝不明了这些?所以他的中秋才如此的不同寻常:他追求遗世独立的人格境界,但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怎会如此一往情深?他渴望现实人生的完满团圆,但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怎会如此旷达、超逸?他不是屈原,没有那样执着,但洞彻人生的他对现实生活也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这仿佛是对世事的回归,其实又更加衬托出人生的悲凉意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熙宁九年(1076)的这个夜晚并不因孤独的思念与长久的落寞而走向寂灭、干涸乃至疯狂,相反,它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

熙宁九年的这个夜晚,词人走进一个苏轼的中秋,这里有苏轼式的语言、苏轼式的领悟、苏轼式的深情眷恋与潇洒气派。熙宁九年的中秋,只属于苏轼。

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又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超越的结局不是寂灭,而是回归。回归人生,回归情感,既然有情感,就有圆,就有缺,因为一切都是终点,一切都是永远;一切都是空幻中水天明媚,一切都是寂灭中生机宛如。

永远有多远?月光有多远,就有多远。

苏轼的这首中秋词开创了中国古代词史中超旷清迈的词风。这首词一出现,所有写中秋的诗词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苏轼虽然坚定地反对新法,他离开京城虽然是为了避开是非,但他决不是个书呆子,他在杭州修复水井,在密州捕杀蝗虫,在徐州抗洪修坝,为民造福,成绩显着,得到了神宗的嘉奖,也得到了百姓的好评。而他在此期间所创作的优秀诗文,使他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也让杭州、密州、徐州笼罩上了传奇色彩。事实证明,苏轼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更是一个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大文学家。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奔赴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灾难将紧随其后来到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是谁最终解救了他?

风雨并来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吵得热火朝天的变法派、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强硬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三年中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后来只好心灰意冷地闲居在南京。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长年闭门着书,不问国事。

当时的朝廷上,主要活跃着这么几类人物--

一是宋神宗。他二十岁继承皇位,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神宗已经三十多岁,由一个锐气十足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成熟老辣的独裁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他迫切需要建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因此对反对变法的传统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压制态度。换句话说,熙宁年间变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反对派的声音还只是不同政见,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到了元丰年间,变法早已成为庙堂国是,谁再要抨击新法、表达反对意见,那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神宗皇帝,就是犯罪。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其职能大体类似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这些人都是依靠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三是宰相王珪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干。比如王珪,就是所谓着名的“三旨”宰相--请来圣旨,得到圣旨,传达圣旨(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他们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反对派,之所以能够在朝廷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固步守成,但这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看起来,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有一点可以促使他们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在,要拿吵嚷不休的反对派开刀,给旧党人物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借以巩固自身地位。前台主刀的是李定、舒直等人,王硅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至于宋神宗,则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最后已经逐步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残酷政治斗争。那么,拿谁开这第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原因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着名的文人学者,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第二,在反对派当中,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比较高,抨击力度较大。虽然这七八年他一直做地方官,但还是呈给皇帝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虽然距离朝廷远,可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宋神宗虽然不满意苏轼的反变法言论,但却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偏偏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干得不错,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还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保不准哪一天神宗会一声令下,将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呢!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会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这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扳倒苏轼,置苏轼于死地呢?李定等几个人一碰头,想来想去,“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是比较适合苏轼的致命罪行!说白了,就是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么严重的罪名,够砍一百次头了!但是你空口白牙地说人家有罪,谁相信呢?所以,要想扳倒苏轼,必须得点燃一根导火索,让这股火苗一直烧到宋神宗头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导火索终于找到了!苏轼到达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这封奏章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细读这份短短的三百多字的上表,终于从字里行间挖出几处刺眼的文字--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分明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嘛!

苏轼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分明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嘛!

苏轼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分明是摆臭架子、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中外人士无不惊叹。他指责苏轼怙恶不悛,却还泰然自若,对朝廷诽谤谩骂无所不为。但凡有水旱灾害、山林盗贼,苏轼一定会归咎于新法,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似乎惟恐灾害还不够深重!何正臣认为,在推行新法的关键时刻,在变法尚未完全成功之际,朝廷必须要明确赏罚,以示天下。对于像苏轼这样的大恶之人,难道可以不加以惩治吗(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