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孟子慷慨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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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人性之辩匡章胜秦(3)

齐都临淄,街道宽阔整齐,店铺林立高耸,店内陈列,琳琅满目,耀眼生辉,街头摊贩相衔如龙,叫买叫卖似潮。人烟稠密,是临淄的突出特征。大街小巷,无不人多如蚁,车轮相互碰撞,人人摩肩接踵,衣襟相连可成帷幕,同时举袖能遮蓝天,挥洒热汗则细雨漾潆。这些人俱都殷实而富,志高而扬。家家吹竽鼓瑟,户户击筑弹琴,处处斗鸡走狗,比比六博踢球……

孟子师徒一行数十人下榻于稷下学宫,并长时期居住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聚集在这里的多是各国着名的学者,他们都像孟子一样,来这里非为谋食求生,而为行道治世。生活在这里的学者一律称作稷下先生,食大夫之禄,其中称着于世的有邹衍、淳于髡(kūn)、慎到、环渊、田骈、荀况、邹爽(shì)、宋、尹文等。当然,这些稷下先生并非是同时聚于稷下学宫。

宋骈或作宋牼(kēng)、宋荣,主张对己要克制情欲,对人要宽恕,遇到人欺侮要忍受,不和人争斗。他自己很刻苦节俭,到处奔走,“上说下教”,目的在“禁攻寝(息)兵”而“救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太平,人民活命。尹文,齐国人,学说与宋骈相同,主张对侮辱容忍,反对战争。

苟况十五岁到稷下游学,曾南游楚国,襄王时又回到了稷下,在人性问题上,他是“性恶”论的代表,与孟子针锋相对。

慎到,赵国人,在稷下与田骈齐名。他一方面主张圣贤不足以羡慕,只有势位才足以制人;另一方面又主张忘却自己本身,任着自然转化,放弃智慧,不讲是非,自处于后而不争先,随波逐流才能终身没有名誉,也无罪过。他的学说介于道、法之间,着有《慎子》四十一篇。

田骈,齐国人,善于辩论,有“天口骈”之美称。他的学说主要是一个“齐”字,就是把天地万物,人的生死和事理的是非等量齐观。

兄说,宋国人,名家,他的“白马非马”之论在稷下学宫曾说服了许多学者。

接予,齐人。环渊,楚人。二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各有着述。邹爽,齐人,采邹衍之术以纪文。

淳于髡,东夷莱子国(今山东省龙口市境内)人,为齐国赘婿,齐威王当政时期着名的谏臣、学者和外交家。他虽高不足七尺,其貌不扬,但却博闻强记,滑稽多辩,善说隐语,在谈笑讽喻中施展政治主张。

滑稽多辩,善说隐语,是淳于髡的最大特点,试举孟子游齐前发生的三件事。

齐威王当政之初,终日沉湎酒色,不理国政,左右无敢谏者。淳于髡奋勇入朝,陈说国家大事。他针对威王喜听隐语的特点说道:“国中有大鸟,止子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为何名?”

威王答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于此同时,邹忌以琴理谏威王,于是威王振作精神,整饬吏治,加强国防,收复失地,齐国国势日强。

淳于髡见邹忌唾手而得相印,心中不服,往见邹忌,直入踞上坐,颇有傲慢之色,问道:“髡有愚志,愿陈于相国之前,不知可否?”

“先生请讲!”邹忌的态度恭敬而诚恳。

“子不离母,妇不离夫。”

“谨受先生之教,忌不敢远离君侧。”

“棘木为轴,涂以猪脂,虽轴至滑,投于方孔则轮不能运转。”

“谨听先生教诲,忌不敢不顺人情。”

“弓干虽胶,有时而解;众流赴海,自然而合。”

“谨受教,忌不敢不亲附于万民。”

“狐裘虽破,不可补以黄狗之皮。”

“谨受教,选择贤者,忌毋杂不肖于其间。”

“辐毂不较分寸,不能成车;琴瑟不较缓急,不能成律。”

“忌牢记先生教诲,定修法律而督奸吏。”

到这时,淳于髡的不服与傲气烟消雾散了,他五示隐语,相国悉解其意,随口而应,对答如流,确是大才!他自愧不如。

一次齐威王大宴群臣,淳于髡借机讽谏。齐威王问他:“爱卿酒量如何,一次能饮几杯?”

淳于髡答道:“于威严之王公面前饮酒,臣时刻不敢忘法纪,每每饮一杯便醉。于长辈面前,需十分拘礼,至多不过两杯。倘好友重逢,五杯六杯下肚亦无醉意。若女色当前,胡作非为,十杯八杯均无关紧要。”正说得绘声绘色的时候,淳于髡突然话锋一转,劝谏威王道:“凡事需有分寸,酒极则乱,乱极则悲,万事尽然!……”

闻听此言,威王肃然猛醒,从此罢除了长夜之饮。

齐威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他勇于改过,大胆进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虚心纳谏,因而短时间内便收复了失地,巩固了国防,使齐国昂然挺立于东方。特别是他思贤若渴,将俊杰贤才视为光照千里的镇国之宝。孟子学富五车,有安邦定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按理说,威王与孟子的相见,应该是磁石吸铁,胶漆相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主要是两个人的观点、主张、目的不同,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

毫无疑问,齐威王对孟子的学说早就了如指掌,他认为儒家思想确也很有道理,甚至十分精美,作为一种学说,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但却不能用它来治国,因为它不实用,至少是现在不实用,将来也许有着不朽的价值,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像尊重孔子一样,齐威王十分尊重孟子,因为他学识渊博,有教养,颇有贤名。因此,威王对孟子的态度和接待既热情又恭敬,对他的仁政主张却冷漠,毫不热衷。

是呀,两个人的思想距离太大了,大有南辕北辙之势,如何能谈得拢呢?孟子注重民生,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这是无论哪一个国君也难以接受的,齐威王自然也不会例外。草民之徒,群氓之辈,怎么会重于君呢?这岂不是天地颠倒,日月混淆吗?基于这一重民尊民保民思想,孟子反对兼并战争,因为争城夺地之战,杀人盈城漫野,害得百姓妻离子散,实在是太残酷了。而这时的齐威王正在厉兵秣马,一心要称霸诸侯。要打仗就得有将士,有战车和武器,有衣食和军饷,孟子主张取于民有制,这个不征,那个少收,但这战争的消耗、开资从何而来呢?使民有恒产,从而富民、教民,孟子的这一主张也许是正确的,但齐国的土地有限,多给了农民、地主和贵族怎么办?齐威王正在扩军备战,哪里会有心思和精力去进行这土地制度的改革呢?只有“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两个人的观点是吻合的,但何为俊杰?贤能的标准是什么?看法又有分歧……正因为如此,初到齐的一段时间里,孟子几乎是天天向威王进谏,他能言善辩,关于仁政思想的每一条主张,无不述之合情,言之成理,但却终未改变威王的观点,使其接受仁政思想。与其说是孟子难改变威王的观点,不如说是难以改变战国纷争的天下时势!……

稷下先生们的居住条件是很阔绰的,每人一处宅第,或四达,或五达,或六达,高门大屋,尊宠备至。孟子因带有许多门生,又得威王的特别关照,所居优于他人。因不得威王赏识重用,交游之外无所事事,便每日在学宫内给弟子们讲学。四十三岁至六十七岁的孟子,实际上是将书院从邹迁到了齐,在继续着他的教育生涯。

孟子力谏,欲改变威王的观点,威王亦竭力争取孟子,使其成为佐己称霸的谋臣。因为,太阳无论照到哪里都是光明的,金子无论放到哪里都是闪光的,好钢无论打制什么兵刃都是锋利的。一天,淳于髡受威王之托来访,孟子热情接待,让于客室,分宾主坐定。寒暄之后,淳于髡说:“儒家拘礼,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但不知嫂嫂坠于水中,濒于灭顶之灾,弟见之,是援之以手,抑或袖手而旁观呢?”

孟子反驳说:“见嫂溺之于水而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常礼也;嫂嫂溺之于水,弟援之以手,乃变通之法。”淳于髡说:“既然如此,如今天下之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夫子何不援之以手,救其出苦海呢?”

淳于髡用的是他的故伎,先设喻,用隐语,然后话锋陡转,出其不意,对方猝不及防,每每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今天他的这一着却失灵了,因为他的谈话对象是孟子,一个机敏的舌辩之士。

孟子冷冷一笑,反驳道:“嫂嫂溺之于水,援之以手,天下之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需援之以道,莫非先生欲让我以手援救天下苦难之民吗?……”

“这个……”淳于髡无言以对了,他知道威王不肯接受孟子的仁政之道,这好比横加阻挠他拯救天下之民。谈话形成了僵局,二人不欢而散。这一年,孟子四十六岁。孟子闲暇无事,遍访齐国名士,广泛跟各界人士接触,宣传其仁政思想。坻(chí)蛙是齐威王的至亲心腹,在灵丘为邑宰。灵丘是齐的西北边邑,军事要塞。坻蛙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于自己的治下试行其中某些简单易行的内容,颇具神效,于是他便辞去了灵丘县令之职,到朝中去做办案的士师。因为士师之职跟威王接触较频,便于向威王进谏,使其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几个月过去了,坻蛙终也无进谏威王之机,事情毫无进展。也是孟子行道心切,竟对坻蛙颇为不满,批评指责了他。

蚳蛙抓紧向威王进谏,威王不仅不纳,反而十分反感,坻蛙便辞职而去。

消息传开,齐国有人讥讽孟子道:“孟轲为坻娃考虑得颇为周到,但不知他如何为自己着想……”

这话的意思是:你孟轲为行仁政之道,害得虫f£娃进谏不成,辞官而去;你自己屡屡进谏,威王始终不肯采纳,为何还赖在临淄不走,而不从速离去呢?

公都子将所听到的这些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我非厚颜无耻,而是行事有据。有固定官守者,倘无法尽其责,则应辞官而去;有进言之责者,倘进言不听,计不从,亦应辞职而去。而我,既无官守,又无言责,进退之行,岂不绰绰然而有回旋之余地吗?”

孟子来齐之后,交游最频,感情最深的要算是匡章。匡章出身于齐之将军世家,自其父以上,数代有功于齐。匡章本人,身高丈余,头大若斗,肩宽似垣,虎背熊腰,一双鞋便是两只小船。他站在那里像一座铁塔,有拔山举鼎之力,万夫不挡之勇。然而众口铄金,凭着匡章这样一副山峰似的骨架,却被一个“不孝”的罪名压垮,亲戚远之,朋友离之,邻里以白眼视之。最使匡章痛苦的,还是空有一腔爱国情,报国志,因不得威王信任和重用而不能建功立业。尽管他世袭父职,食将军之禄,不仅不愁吃穿,而且有条件花天酒地地放荡不羁,但堂堂将门之后,难道就这样混世苟生吗?孟子超尘脱俗,主动与匡章交游,匡章感激涕零。休看这貌似水火的两个人物,但却合得拢,谈得来,以天下为己任,不遇明君,生不得志,是二人逐成手足的思想基础。他们每聚一处便开怀畅饮,促膝倾肠,天下、国家、人生、现实、未来、仁政、兵法、使命等等,无所不谈,无所不议。匡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的知识面很广,对什么都兴致很浓,堪称是多才多艺。当然,其精通的程度,只配做孟子的学生。匡章也每每以弟子的身分虚心向孟子求教。例如,他那使枪弄棒的粗手大脚,竟也能够弹奏乐器,一次,二人乘着酒兴,一个吹笙,一个吹箫,连奏数曲之后,匡章又向孟子请教这笙箫的理论。孟子说:“笙者,生也,女娲氏所做,义取发生,律应太簇。箫者,肃也,伏羲氏所作,义取肃清,律应钟吕。”

“昔伏羲氏编竹为箫,其形参差,以像凤翼;其声和美,以像风鸣。大者谓之‘雅箫’,编二十三管,长一尺四寸;小者谓之‘颂箫’,编十六管,长一尺二寸。总谓之箫,其无底者谓之‘洞箫’。其后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制为笛,横七孔,吹之亦像凤鸣,其形甚简。后人厌箫管之烦,专用一管而竖吹之。又以长者名箫,短者名管。今之箫,非古之箫矣。箫制虽减,其声不变,作者以像凤鸣,凤乃百鸟之王,故皆闻凤声而翔集也。昔舜作箫《韶》之乐,凤凰应声而来仪。”

如今的孟子,已是儒家学说的着名学者了,他是曾子的嫡传——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司徒牛,司徒牛传孟子。儒家的这一派被称为思孟学派,他的特点便是突出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曾作《孝经》。既然如此,孟子与之交游的匡章怎么会是不孝之徒呢?人们基于对孟子的崇敬和信赖,渐渐在改变对匡章的看法。

一日,公都子问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夫子与之交游甚密,情同手足,不怕其玷污夫子的声誉吗?”

“你可知为何通国皆称匡章不孝吗?”孟子问。

公都子答道:“匡章言父之过,其父不听,逐之出,父子遂不得见。”

孟子说:“世俗之所谓不孝者有五:四肢懒惰,不管父母之奉养,一不孝也;赌博嗜酒,不顾父母之奉养,二不孝也;好钱财,偏袒妻室儿女,不顾父母之奉养,三不孝也;放纵耳目之欲,父母因此而受辱,四不孝也;逞勇好斗,危及父母,五不孝也。在这五项之中,章子有一项吗?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埋于床铺之下,章子责其父不善,因此父子关系僵化,遂不得相见。以善相责,乃朋友相处之道;父子间以善相责,必伤感情。章子难道就不想有夫妻、母子间的团聚吗?因得罪其父,不能与之亲近,便将妻室逐出,把儿子驱至远方,终身不要其养,以此来赎责父不善之罪。这便是章子的为人,称章子不孝,吾不知天下何处还有孝子在!……”

世俗之人,人云亦云者居多,道听途说者居多,捕风捉影者居多,有几个能追根究底,问其所以然呢?然而人言可畏,就是这些流言蜚语毁了匡章的半生,害得他有志难申,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孟子的实际行动为匡章昭雪了不白之冤,这番精辟的议论又春风似的吹遍了齐国的每一个角落,春风化雨,淅淅沥沥的春雨洗净了匡章身上那“不孝”的污垢。

公元前335年,这一年孟子五十五岁,秦以甘茂为帅,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廷发生了遣将之争。孟子前往廷谏,借机为匡章恢复名誉。孟子能言善辩,长于取譬,开言吐语,无不头头是道。也是形势危急,秦师已取韩之宜阳,威王便纳孟子之谏,委匡章为将,率师西去应敌抗秦。临行之前,威王勉励匡章说:“将军倘能战胜强秦,全兵而还,寡人必更葬将军之母。”

匡章回答说:“臣非不能更葬先母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不教而杀。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妄为。”

两军对峙,匡章见敌强我弱,力量相差悬殊,与之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一方面假意与秦媾和,使者往来其间,拖延时间;另一方面急令部分将士改换服饰徽章,杂于秦军之中。一切准备妥当,媾和不成,两军交战,杂于秦军的齐国将士里应外合,秦军失利,节节败退。突然有一军官高喊:“不好啦,齐之援兵到了,快逃跑吧,逃晚了,命将休矣!……”于是这位军官带领本队兵马拼命地溃逃。一队先逃,余者自不肯恋战,整个秦师,呼啦啦,决堤的洪水般的向着一个峡谷涌去。峡谷愈来愈窄,直至连一辆战车也难通过,车相撞,马踏人,一声呐喊,杂于秦军的齐国将士扎起了白头巾,一同掩杀秦军。埋伏于高峡和密林中的齐军则万箭齐发,秦军伤亡大半,余者放一条生路令其逃命。

匡章大获全胜,凯旋而还,齐国上下,无不震动。

匡章抗秦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孟子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