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诸葛亮智圣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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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规划三分(3)

他读过道家着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着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着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着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至弓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伉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人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着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人们实在是误解了诸葛亮。诗以言志,这对创作者和歌唱者都是适用的。诸葛亮高唱《梁父吟》,不是在思念家乡,而是在抒发积郁心中的豪情壮志,在以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晏子春秋》记载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春秋时候,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他们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人,或率兵征战,开疆扩土,有功于国;或临危不惧,保驾护主,有恩于君。由于受到恩宠,这三人便挟功恃勇,粗暴野蛮,目无礼法。有一次,晏婴从他们身边走过,向他们表示敬意,不料他们既不起身,也不抬头。更有甚者,他们在齐景公面前也以功臣自居,不讲君臣之礼。他们自恃功高,目无君主,破坏朝仪,已成为国家的祸患。

相国晏婴很忧虑,便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服从君臣道义,对下讲究长幼伦常,对内可用来禁止强暴,对外可以威慑强敌。国君认为他们于国有用,臣下佩服他们的勇敢,所以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如今,我们朝中的三位勇士,是不是这样呢?”齐景公感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他养的三位勇士并非如此。晏婴见景公不语,便接着说:“如今,国君所蓄养的勇士,上不讲君臣道义,下不讲长幼礼仪,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慑敌。他们是国家的隐患,不如将他们除掉。”这正中景公下怀,他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心存顾虑,说:“这三个人很厉害,明打打不过,暗杀杀不了,怎么办?”晏子说:“这些人只知道靠勇力击敌,完全可以智取。”

于是,晏婴请景公派人给三位勇士送去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按照功劳大小分吃。

公孙接首先站出来,说:“我公孙接跟随主公狩猎,见一只猛虎向主公扑来,危急时刻,是我用拳脚将猛虎打死,保护了主公的安全。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独享一个桃子。”说完,便随手拿起一个。

田开疆也不示弱,嚷道:“我奉命征讨敌国,用手中的兵器多次打退敌人。像我这样的功劳,也不能与别人同吃一个桃子。”说完,也伸手拿起一个。

古冶子见桃子全被他们拿走,便高声说道:“我跟随主公渡黄河时,有一只大鼋咬住了驾车的马,将马拖入河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会游泳,便潜到水底行走,向上走了一百步,又向下走了九里,才追上那只大鼋,将它杀死。当我左手抓住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的头从水中一跃而出时,岸上的人都惊呼是河神出现,仔细一看,才知是我提着大鼋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怎能没桃可吃?你们还不快把桃放回去!”

古冶子这一番充满夸张的表功,使公孙接、田开疆自惭形秽,说:“我们勇敢比不上您,功劳没有您高,拿了桃子不相谦让,这是贪的表现。知道己贪而不去死,就是缺乏勇气。”说完,二人将桃子放回,自杀而死。

古冶子见二人自杀,也非常羞愧,说:“他们俩人都死了,而我却活着,这是不仁;出言使别人感到羞耻,却还夸耀自己的名声,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行为而又不敢去死,这是不勇。我认为他们俩应该分吃一个桃。难道我独吃一桃就应该吗?”说完也没动那两个桃子,自杀身亡。

对于这件事,一些人说晏婴气量狭小,只因三勇士对其无礼便设计将他们陷害,更有甚者,说晏子阴险残忍,善耍政治手腕。就连流传已久的《梁父吟》,也对三勇士有同情感,说他们是被谗言而死。诸葛亮虽然也时时吟唱此歌,但心中却有另一番理解。在他心目中,晏婴绝不是排斥异己,专会陷害人的政客,而是一位善于治国,品行高尚的贤相。诸葛亮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他很熟习其中关于晏婴的记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对于这样一位生活节俭、责己修行、犯颜直谏、励精图治的贤相,司马迁是心慕已久的。他甚至说:假令晏婴还活在世上,自己当他的仆人,为其执鞭驾车也甘之如饴。诸葛亮的思想感情与司马迁是相同的。在司马迁心中,管仲和晏婴是一类人,所以他把二人列传并列在一卷中。他说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诸葛亮也常常把自己比作齐国的管仲。司马迁说晏婴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贤相,诸葛亮怎能同意把晏婴说成是谗言害人的阴谋家呢?

诸葛亮是肯定晏婴的。他反复吟唱这首流传已久的,《梁父吟》,就是在缅怀晏婴为国除乱的功绩。对古人的缅怀,出于对今世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