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韩非子权术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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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韩非子》作品(9)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

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以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译文】

懂法治策略的人,必须有远见而且精明,不精明不能洞察隐私;能推行法治的人,必须坚强刚毅而且果敢正直,不果敢正直就不能惩治奸邪。遵行法令而尽职,按照法度秉公办事的一般人臣,并不是所说的重人。所谓重人,就是无视法令而为所欲为,损害公法而谋私利,损耗国家财物而为自家求利,他们具有实力,又能得到君主的信任,这就叫做重人。懂策略的人精明,听君主使用,而且能洞察重人的阴谋诡计;能推行法治的人果敢正直,听君主使用,而且能惩治重人的奸邪行为。所以懂策略又能推行法治的人得以任用,那么地位显赫的重人必定要在法令所允许的范畴之外去行奸。因而懂策略又能推行法治的人与当道的重人,就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了。

重人控制着国家大权,于是国内国外一些势力就都为他效力。诸侯不借重他们,事情很难办成,所以对等的国家都为他唱颂歌;百官不借重他们,功业便无法进展,所以群臣都为他们尽力;近侍不借重他们,就无法接近君主,所以左右都为他们隐瞒罪过;有学之士不借重他们,就俸禄微薄而礼遇低下,所以有学之士也为他们吹嘘。这就叫做四助,而四助就是为奸臣粉饰门面的帮手。重人不忠于君而更不可能推荐自己的仇人,即不可能推荐推行法治的人,君主也不能越过四助而察明他的大臣,所以君主就越来越受蒙蔽,而重人的权势也就越来越重。

凡是当道重人对于君主,很少不是受信任喜爱的人,而且又是君主的宠幸之故旧。如果说他那迎合君主的心意,和君主同好恶,本来就是他得以受重用的手段。官爵贵重,党羽又多,而且整个国家都为他唱颂歌。那么行法而有策略的人想要得到君主的任用就很难,他们没有君主的信爱因而得不到宠幸,他们没有亲近故旧的恩泽,而且要用推行法治的语言来扭转君主偏听偏信的邪僻之心,这就和君主的心意完全相反了。

他们所处的地位既卑微低贱,又没有党羽支持,可谓是孤立无援。用疏远的身份去和君主亲近,去和君主宠信的人争能,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法取胜的;用新来的客人的身份去和近侍故旧争能,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法取胜的;与君主的心意相反却和与君主嗜好相同的人去争能,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法取胜的;用轻贱的身份与官爵贵重的人去争能,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法取胜的;用一人之口与全国人众去争能,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无法取胜的。法术之士带着五不胜的不利条件,整年都得不到君主的接见;可是当道重人却可以凭借五胜的资本,早晚都能单独在君主面前进言。所以法术之士如何能得到君主的任用,而君主又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过来呢?

因而抱着一定不易取胜的条件而又和重人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能不遭受危害呢。那些人可以用犯罪来诬陷他,用公法来杀害他;无法用罪过来加害的,就派刺客去暗杀。这就是因为懂法术的人违反君主的心意,不是被官吏诛戮,就一定会死在刺客之手。相互勾结以蒙蔽君主,歪曲事实以利己的人,一定会受到重人的信任。所以对可以用:叻劳作借口的,就封官拜爵使他们显贵;对可以借助名声的,就利用其他诸侯国的势力使他们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蒙蔽君主而能奔走私门的人,一时不显达:于官职爵位,就一定会依托诸侯国的权势而达到目的。

如今君主不去实际考核就执行杀戮,不等建立功业就授予爵禄,因此,能行法术之士怎么能冒死的危险而去进献他们的主张呢?奸邪之臣怎么能在得利之时而自求隐退呢?所以君主的地位越下降,豪门贵族的地位就越升高。

越国虽说是国富兵强,中原各国诸侯都知道对自己无益,却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得了的。”如今据有国家的,虽说地广人众,然而君主受到蒙蔽,大臣专权,这个国家就和远离中原无法控制的越国是一样的。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和越国不一样,而不知道为什么和越国不一样,这是不考察同类原因的缘故。人们之所以说齐国完了,并不是领地和城邑都没有了,而是吕氏控制不了而田氏就来统治它;所以说晋国完了,也不是说领地和城邑都没有了,而是姬氏控制不了而六卿专晋国之政。如今大臣掌握权柄独断专行,而君主不知把权柄收回,这是君主的不明智。与死人的病因相同,这人就不能活了;与亡国的政治情况相同,这个国家就不能存在了。现在仍旧按照齐国、晋国的老路走,想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国以精洁固镑身,其智士且以治辩国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傍。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译文】

大凡法治难于推行,不仅仅是大国,便是小国也是如此。君主的左右不一定是有才智的臣下,君主认为有的人确有才智而听了他的计策,又同左右评论他的言论,这是同愚者评论智者。君主的左右不一定是有品德的臣下,君主认为有的人确有贤德而以礼相待,又同左右来评论他的行为,这是用无德者来评论贤士。智者要由愚者来取舍他提出的策略,贤士要由无德者来衡量他的行为,有智之士就会感到耻辱,而认为君主的决断太荒谬。想要做官的人们中,如是修身之士就要用光明廉洁的行为来约束自己,而有智之士就要搞好政事来建功立业。修身之士不能用送礼来侍奉他人,他要坚守光明廉洁,更不能违反法令去办事;而修身之士、有智之士不去侍奉君主的左右,也不会理睬私人的请托。

君主的左右近侍,他们的品行并不像伯夷那样清高,要求得不到,财宝上不来,兢兢业业奉公守法的功劳就会被湮没,而诋毁和诽谤随之而来。治理政务的功劳被君主的近侍所制约,光明廉洁的行为取决于毁誉,于是品德高尚才智精明的官吏被斥退,君主的圣明就被堵塞了。不用功劳来评定人的才智和德行,不经核实验证就去判断一个人的罪过,只听信左右近侍的话,无能之士就可以挤进朝廷,而愚浊污秽之人就可以取得官职。

大国的祸患,在于大臣的权柄太重;小国的祸患,在于左右近侍过于受宠信。这是各国君主共同存在的祸患。况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错,人臣与君主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怎样才能证明这一点呢?可以说:君主的利益在于给有才干的授予官职,人臣的利益在于没有才干而能得到委任;君主的利益在于有功的授予爵位俸禄,人臣的利益在于无功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任用豪杰而发挥他们的才智,人臣的利益在于勾结党徒而谋取私利。因此国家领土日益削减而私家日富,君主地位日卑而大臣权势日重。所以君主失掉威势而臣下取得国家大权,主上甚至向他的大臣称蕃称臣,而相室可以分封而立符契。这就是为什么人臣要欺骗他的君主而图谋私利的缘故。因而当世的重臣,在君主的威势有了变化之后,还能得到宠幸的,十无二三。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重臣的罪过太大了。臣有大的罪过,就是他的行为欺骗君主,按他的罪行就应该处死。

有智之士有远见而害怕死亡,一定不能屈从重臣;贤士廉洁爱身而羞于与奸臣一道欺骗君主,也一定不能屈从重臣。因而当道之人的党徒,不是愚浊就是不知祸患的人,再就是污秽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制一伙愚浊污秽之人,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一起搜刮民财,掠夺百姓。他们结党营私,一个鼻孔出气,迷惑君主,败坏法纪,扰乱士民,使国家危殆,土地削减,君主忧愁受辱,这是极大的犯罪。臣有极大的罪行而君主不去禁止,这是极大的过失。如果在上的君主有了极大的过失,在下的人臣有了极大的罪行,想求得这个国家不灭亡,这是不可能的。

说难

【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日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日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蠢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译文】

大凡进说之难,不在我的才智不足以劝说君主,也不在我的口才不足以阐明我的意见,还不在我不敢纵横驰骋尽情地把意见完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之难,在于了解进说的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话去迎合他。

进说的对象是为了崇尚名声,进说者如用厚利去劝说他,就会被认为没有节操而受到卑贱的待遇,就会被疏远和抛弃。进说的对象是为了厚利的,进说者却又用崇尚名声去劝说他,就会被认为没有心计而又不切实际,一定不会被采用。进说的对象心存厚利,可是表面上却又装作崇尚名声,如果用崇尚名声去劝说他,就会在表面上被采用而在实际上被疏远;如果用厚利去劝说他,就会背地里采用进说者的意见而公开地抛弃进说者本身。这是不能不洞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