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
约在公元前468年～前376年(一说前479年-前381年），名翟，又称墨翟，鲁国人。墨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墨子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也各有特点。
墨子的文化、思想与主张，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其中的那些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而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
二、培养“贤士”或“兼士”
1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贤士”，由于“贤士”的主要品德是“兼爱”，故亦称“兼士”。对于贤士，《墨子·尚贤上》曾提出过三条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道德的要求。思维论辩的要求和知识技能的要求。知识技能的要求是为了使兼士们有兴利除害的实际能力，思维论辩的要求是为了“上说下教”，去向社会推行其“兼爱”主张。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学问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2教育内容
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外，墨子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墨家的自然科学教育有很高造诣，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等许多方面，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论道，而且是身体力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厘统率门徒300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
3教学思想
在教学上，墨子首重德行，其次为言谈，再次为道术。他特别重视义，并以义为道德和行为的标准。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义，天下之良宝也”。
因此，他教学时坚持“有道相教”，“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的原则，即首先要
学生学义守义，在此基础上再学习其他的知识。
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家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所谓“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墨子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睁眼看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相。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感官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翟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也就是说，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
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
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
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辨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既能启发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
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一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
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一方面，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他的“遍从人而说之”，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学问题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坚决反对。墨翟主张教师要有积极主动的态度，不仅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他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
墨家弟子之众，成材之多，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原因。《淮南子》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谓“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粝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厘师从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茧，这种艰苦作风，得到墨翟的嘉许。严师出高徒，禽滑厘经过长期的熏陶，终成为墨家的巨擘。
墨翟抑强扶弱，见义勇为，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身为学派之首，出处进退，以义自处，以身作则，起示范带头的作用。在他的陶冶和感化之下，大多数弟子笃守“兼爱”、“非攻”以及“赖力而生”、“以自苦为极”的准则，极端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这是墨家道德教育最重要的特色。
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行）和联系实际。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
墨子在教学中特别注意教导学生要学用结合。他反对孔子“君子述而不作”的主张，坚持传述与创作并重。他认为，如果大家都述而不作，就不能有所创造，人类社会也就不会有文明进步。他指出，如果按照孔子和儒家的君子只述，小人方作的主张来看问题，那么古时发明弓、甲、车、船的人就都成了小人，而现在根据这些发明制作弓、甲、车、船的人反而都是君子。凡有所述，必是有人作出的，则其所述，岂不都是小人之道。可见孔儒的主张是荒谬的。因此，他极力主张和提倡“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他要求学生述作并重，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反对那种只说不做，只讲空话的学风和作风，指出“口言而身不行”，即为“荡口”。
由于墨子的主张代表了下层百姓的利益，其教学思想和方法也深受学生的欢迎，因此从其学者很多，墨家也因此成为当时与儒家并称的显学。正如《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此二士(指孔子和墨子)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也正因为墨子教学的成功，使其弟子都成了他的政治主张的忠实信徒和执行者，墨家也因此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
4墨子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迪
即使2400多年过去了，但墨子的思想对现代教育仍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墨子所创造采用的教学法和教育思想，在提倡基础教育中实行素质教育以及在高等教育中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许多可以借鉴，对当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改革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第一，吸取“节用教育”的办学原则，反对铺张浪费
墨子以自苦为极，一生节俭，反对浪费，持有近乎苦行主义的节俭思想。在《墨子》一书中，墨子多次强调这样一个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由此可见，墨子所认同的节俭原则就是民用和民利，即有利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原则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出发点，具有博爱和献身精神的功利主义，这种定位在“利”上的节俭原则是合乎情理的。统治者如果能从百姓的直接需要和利益出发，减少与民无利的开支，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积累财富。当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十分流行，个人中心以及轻视国家、百姓之利的观念已经严重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墨子的“为天下之利”的思想，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天下为公”的力量，抵御个人中心主义至上的诱惑。两千多年前的这一思想对当下某些铺张浪费办学的学校仍具有教育意义。
第二，吸取墨子“主动施教”的教育原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墨子的教育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主要是教、学、行相结合。墨子在一生的“上说下教”的活动中，一贯坚持“有道相教”，在教学中要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永远起主导作用。他说：“不强说人，人莫为之也”(《公孟》)。他还以撞钟与国家的政事为例，对公孟子说明主动施教的重要道理，坚决反对教师“弗问不言”、“待问而后对”(《非儒下》)的被动施教，驳斥了儒家“击之则鸣，弗击不鸣”的施教原则。墨子把不积极主动施教不仅看作是施教者的过失，而且还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祸乱之一，所以他一再强调的就是要“叩则鸣，不叩亦鸣”。这对于教学来说，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吸取墨子“平民教育”思想，提高全民素质
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改革家。据《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义。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说明墨子善于独立思考，长于发现问题，敢于破旧立新，创立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派。并在教育目的与方向、教学方法与内容等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地改革。在这些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培养什么人和如何提高人的素质，这一点最富有现实意义，于我们当代的教育改革大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