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探讨了自先秦至1999年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说是首次对21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巡礼和总结。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很有品位的学术佳作。
其一、体例新颖，兼采众长。学术界对漫长而丰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早在上一世纪的二十年代就真正开始了，如向达的《中西交通史》（1930）、冯承均的《西力东渐史》（1945）、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与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专门研究有张维华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史》、季羡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等，有力推进和深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然而，毋庸讳言，已有成果基本都是立足于以地区、国别、某一时段或某一专门领域为范围的专门研究，而缺少综合起来按历史变迁的顺序、分阶段、比较深入和全面地论述中外文化交流的论著，以便让读者对五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体察的清晰认识。之所以如此，难度大自然为其关键。本书将传统史学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以编年体为基本顺序，中外文化交流分阶段前后编排，每一阶段又在照顾先后顺序的编年体前提下，采取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分专题集中论述。
其二、厚今薄古，填空补缺。其厚今薄古的特征十分明显。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演进是完全可以套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形象概括的：秦以前为“中国之中国”，汉至宋为“亚洲之中国”，明末至今为“世界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交流是一种真正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在近现代与当代尤为广泛与深入，不但内容更为丰富，时代现实感也更强。加之以往的研究多侧重近现代以前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也日渐为大众熟悉，一部新的交流史理当厚今薄古，将重心放在“世界之中国”尤其近现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上，同时也可以避免诸多不必要的学术重复。
其三、系统全面，重点突出。全书在分段展开论述的基础上，每章以抓大放小、以点带面为原则，特别注意文化交流中影响较大的事件、人物、团体、政策等的叙述。明确了写作的重心所在，如在外来文化与中国的关系上，以佛教、基督教的传人、西学的传人、留学生与文化交流、中美、中苏文化的交流等为重点，在相应的各卷中，展开论述。在叙述中又抓住文化交流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交流手段、交流内容和交流过程的评说，交流效应尤其是交流的社会影响的分析。
其四、寓论于史，持论平正，富有理论探索性。本书并非泛泛地叙述交流史实，还注意理论的升华。对较为普遍和较大的理论问题，如文化传播与文化接收的机制、规律、文化的现代性和传承性、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交流的实然和应然之路，书中都做了颇具深度的探讨。作者，主张对复杂多变的文化交流现象不要进行简单的理论推理和逻辑演绎，要“多一点辨证思维”，在文化交流的发展过程中，要切实关注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些理论探索，无疑是本书的亮点。这也是本书不同于一般交流史只注重史实叙述的地方，从而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