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与越南的历史关系
清代学者永、纪昀（yun）所编《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越史略》（三卷）提要，对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历史关系做了高度概括：“安南自汉迄（qi，到）唐，并为州郡。安南自宋以后，世其职（职：赋税、贡品）贡。”通常，史学家称越南独立前为“郡县时期”（亦称“北属”或“内属”时期），称其独立后为“独立时期”（或称“自主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说明，越南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中越两国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同的。
许多中国古籍，比如《史记》、《尚书》、《礼记》、《淮南子》、《吕氏春秋》、《论衡》以及《楚辞》中，都有有关“交趾”的传说与记载。在遥远的古代，由于“道路悠远，山川阻深”，交南一直是人们想像中的“炎荒”、“徼（jiao，边界）外”之地。后来，通过不断地探索（如舜南巡狩”，其实就是为了开辟通道），人们才对那里的情况，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传说与记载告诉人们，早在西周之前，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彻底废除了“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在全国全面实行郡县制。公元前214年，秦平岭南，在那里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的象郡，即包括今越南中部、北部和广西南部一部分地方。从此，象郡正式列人中国版图，交趾也便由“域外”变成了，“域内”。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原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任南海尉的赵佗兼并三郡，割据自立，于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人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用以笼络赵佗。赵佗治越有方，使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为历史学家所称道。
汉元鼎（汉武帝刘彻年号）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以楼船（水兵）10万，分四路进攻南越，并于第二年在南越地设儋耳（daner）、珠崖。南海、合浦、苍梧、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的交趾郡在今越南河内一带，下辖10个县；九真郡在今清化、河静和义安一带，下辖7个县；日南郡在最南，下辖5个县。县大约相当于原雒（luo）越人的一个部落，仍然由部落领袖管理。此三郡所辖地域大抵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为了加强统治，汉朝廷还在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辖。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的行政格局和经济、文化发展趋向，都为后来越南国家疆域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和社会的发展做了准备。其时，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三郡便与今天的两广地区和内地有着频繁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同时，三郡也是汉朝与东南亚、西亚各国海上交通的要冲，特别是日南郡，更是汉朝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
三国时期，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归属交州；唐代，交州建制屡有变动，先设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公元679年，又置安南都护府并派都护镇守，始名安南。其下分设若干州，由刺史统管。此后，唐还曾在安南设置节度使、经略使，以实行对那一地区的统治。
公元9世纪后半叶，黄巢大起义给了腐朽的唐王朝以致命打击。历时10年的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唐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在越南的统治自然也难保持。公元906年，越南封建主曲承裕掌握了政权，唐王朝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委任他为节度使。曲承裕之子曲颢（hao）继任节度使后，重新规定地租额，免除农民劳役，并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这就意味着，由越南本民族自主的政权从这时起已经建立。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封建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公元939年，越南封建主阶级的代表吴权以爱州（今清化省）为根据地，自立为王。新政权在开始时是不稳定的。从12世纪中叶到11世纪初，又先后经历了“十二使君之乱”（公元944年至968年，有12个大封建主各霸一方，相互混战，历史上称为“十二使君之乱”）和丁氏、黎氏两个王朝（公元968年，最强大的使君丁部零锄平其他使君，统一安南，建大瞿越国；公元981年，丁朝部将黎桓篡位自立，取代丁氏建前黎朝）。1009年，李公蕴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即李朝，其政权才趋于巩固。
公元975年，北宋朝廷封当时的越南王为交趾郡王；公元997年，宋封黎桓为南平王；1164年，宋“特赐（越南）安南国名”，封当时的越南王为安南国王。史家认为，安南立国，标志着越南结束了“内属”（或“北属”）时期，中越两国间国与国的关系才正式开始。而实际上，直到188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几百年间，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同中国保持着藩属与宗主的关系。
1802年（清嘉庆七年、阮朝嘉隆元年），南越国国长阮福映按照惯例向清廷遣使请封，“且请改国号为南越”，清廷最后降旨，同意定国号为“越南”，并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越南国名由此时起沿用至今。
（第二节）郡县时期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第二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引文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三》），建南越国，定都番禺（Panyu，今广州）。赵佗在位71年，其南越疆域也不断扩大，遥遥与汉王朝抗衡，俨然（yanran，形容很像）是百越（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越族”的总称，亦作“百粤”、“粤族”）之雄长。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发岭南（包括南越国所造领的交趾、九真二郡在内），并积极传播汉文化。
秦汉时期，随着军事、政治势力的南下，民族迁徙（qianxi，迁移）日渐频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使包括交趾.九真、日南在内的九郡之地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汉元始（汉平帝年号）元年（公元1年），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东汉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南阳人任延任九真太守。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锡光和任延不光关心人民疾苦，还教人们使用牛耕，栽培水稻，铸造铁制农具；他们同时建学校，教人们以礼义。汉文化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史籍《后汉书》中有“岭南华风，始于二守”《后汉书·循吏列传》）的记载；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中亦有“岭南文风始二守焉”之说。
公元187年，苍梧广信人士燮迁任交趾太守。士燮早年曾游学京师，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交趾任职达40年之久，政绩卓著。在汉末烽烟四起的形势下，他竟能够安土守境，“保全一郡”，使那里的百姓免遭战乱之苦。正因如此，交趾也就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之所。当时，南下交趾寻求避难的知识分子多达百人，其中著名学者就有刘熙、程康、薛综、许靖、许慈、刘巴等。《牟子理惑论》（中国最早的佛教著作之一）的作者牟融，也曾举家南迁。士燮礼贤下士，对这些避难的学者十分尊重，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成就。中国史书《三国志》中记载有士燮的事迹，赞扬他“学问优博”、“达予从政”；越南史学家对士燮的评价也很高，尊他为“士王”。越南历代统治者同样推崇士燮，认为正是由于土燮开办学校，才使交趾成了“通诗书，习礼乐”的“文献之邦”，士燮堪称“南交学祖”。
到了唐代，中原与交州地区交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除了海上交通，陆上和内河交通也十分频繁。唐分全国为十道（行政区划名），安南都护府属十道中的岭南道。在一些较为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如贾耽（公元730~805年）撰述的《郡国县道四夷述》、《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和樊绰（fan chuo）所著《蛮书》（又名《云南志》、《云南史记》）中，涉及中越交通的地方很多。《蛮书》中所记中越交通路线是：长安一成都一戎州（今宜宾）一拓（zhe）东城（今昆明）一大理一安南。
唐代将军高骈（bian）在率兵驻防西南期间，疏凿了交州至广州的内河河道，使其变为“安流坦途”。内河交通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岭南和安南的交往，密切了安南同内地的联系。正因如此，高骈同士燮一样，赢得了越南人民的尊崇。越南史论家吴时仕这样评价高骈：“高骈在我交南，破南诏以拯一时之生灵；筑罗城以壮万年之都邑，其功伟矣。今国中妇孺犹能言之。前后牧守将帅，皆不能及骈，盖骈之功名为独盛也。”
早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年）所撰地理巨著《水经注》中，便已提到了交州的“两熟之稻”和“八蚕之绵”（八蚕，意即养蚕一年取茧八次）。本是荒蛮之地的交趾，经秦、汉、唐长期的开拓与经营，至唐时，已是人丁兴旺、财源丰盈。据史书记载，安南的丝，是唐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就像养蚕缫丝一样，在造纸术传人之后，交趾人也同样有自己的新创造。他们先是以谷树皮造纸，后来发展到用香树皮造纸。他们制出的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做原料，极香，微呈褐色，有纹如鱼子，十分坚韧，水浸不烂。
在中原，颇受人们青睐的物品中，不少出交趾、九真。比如九真的竹疏布（用细嫩簟竹捶浸纺织而成。簟：（dian）、交趾的蕉葛（用芭蕉的丝织成的葛，亦称交趾葛）和木棉，以及龙眼、荔枝、橘柑等水果。唐诗中有不少写到来自安南的贡品、礼物乃至动物，如珊瑚树、翡翠、珠玑和驯犀等。
伴随着交通的开拓、经济的发展以及汉文化的广泛传播，交趾地区的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直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汉至晋的几百年间，京语（越南京族所操语言）从汉语中吸取了大量词汇，汉字书面语言在交趾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已有不少安南人能够熟练地掌握汉语；北上中原的安南士人、僧侣，为数也相当可观。一些著名诗人因为到过安南或与安南僧人有过交往，便把他们的经历与感受写进了自己的诗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纲常（“三纲五常”的简称）名教（以儒家所定的名分和懦家的教训为准则的道德观念）也随之传人交趾，并逐渐在越南古代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汉文化南传，儒家学说是其重要媒介。在汉文化的熏陶下，交趾地区出了不少人才。
东汉光武帝（名刘秀，公元25~57年在位）建武（光武帝年号）五年（公元29年），交州刺史遗使入贡，并请准年遣贡使八名留学。第一批学生李进、李琴、张重等学成后俱获重用：李进任零陵太守；李琴官至司隶校尉；张重为金城太守。
唐承隋制，在安南所推行的文教制度和选拔人才政策与内地完全相同，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广泛网罗人才。唐武宗（名李炎，公元840~846年在位）会昌（唐武宗年号）五年（公元845年），朝廷明确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可选送进士和明经（唐代科举制度中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试经义）人仕中央，同时在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朝廷还专设南选使，遴选安南人在当地或入朝做官。今清化省安定县人姜公辅便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姜公辅官至谏议大夫，其人秉性耿直，直言敢谏，为唐代名相之一。公辅本人能诗能文，其作品《白云照春海赋》和《对直言极谏策》均被收人《全唐文》卷四四六中。
东汉末年，避难南迁的学者牟融开始在交趾传扬佛道，成为中国在越南传播佛教的最早代表。牟融原是儒家学者，后来致力于佛教研究，兼研《老子》。他所撰写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运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回答了当时以及当地的人们对佛教提出的种种疑难，为自己的信仰进行辩解。有人批评佛教不合儒家经典，违背孝道.《理惑论》则认为佛教与儒家精神并不相悖（bei），违反），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金”与“玉”一样，并不互相伤害。书中还对当时流行的道教神仙思想作了批驳，并着重宣传了佛教关于“神不灭”思想。《理惑论》用老子“恬淡无为”的思想解释“佛道”，认为佛与老子的志向一样都在于“无为”。该书企图把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调和起来，体现了汉末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牟融之后，交趾佛学大兴。三国时，康僧会（公元？~280年，康居人，世居天竺，因随父经商移居交趾。十余岁时出家为僧。后到吴都建业，吴国国君专为其立塔建寺，称建初寺）等高僧曾在交趾从事佛经译注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交州，笃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僧侣更以通晓汉文为荣。一些西行取经的中国高僧，往返时也常取道交州。隋代，经隋文帝（名杨坚，公元581~604年在位）批准，交州开始修建寺院，共修得寺院20座，容纳僧徒500人。位于越南北方河北省顺成县清康社桑村的法云寺，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唐代，中原僧侣与交州僧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公元820年，中国高僧无言通禅师（公元？~826年）南下安南（交州），在北宁建寺传法，教人坐禅，影响甚大，被门人奉为无言通派（又名壁观派）初祖，凡传15代，对越南佛教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越南僧人无碍上人、逢定法师、维监法师等都精于汉语，能诗能文。他们也都曾居留长安，并与王维、贾岛、张籍等文化名人酬唱和答，过从甚密。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唐代僧侣南下交州弘传佛法，或与交州僧侣同赴印度求法取经者为数甚众，盛极一.时。
（第三节）独立时期：越南的王朝更迭及其意识形态
公元1009年，前黎朝军队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取得帝位，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巩固的封建王朝——李朝。李朝建都升龙（今河内），公元1054年改国名“大越”。李朝在中央设文武大臣，称两班；地方设路，跟宋朝一样，路以下设府、县、乡、甲，山区和边远地区则设寨、峒（dong）。
公元1225年，陈奭（jiong）取代李朝建立陈朝。《大越史记全书》（用汉文著成的编年体越南古代史书，原书15卷；后由他人增补到24卷。分别记述1434~1662年史事和1663~1675年史事）中称陈奭炎“其闽人，或日桂林人”。陈朝强化了中央政权，朝中高官都由王族充任。在军事上，陈朝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同时在京城建立禁卫军。1253年，陈朝还设立习武学校，培训军官。其间，越南的科举制度也趋于完备。
公元1400年，陈朝外戚（指帝王的母亲和妻子方面的亲戚）胡季嫠（li）乘机推翻陈朝，建立胡朝。胡氏政权大肆屠杀陈朝宗室官员，对人民也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国内政局混乱。1406年，明成祖朱棣（永乐皇帝）借口胡氏篡（cuan，夺取）权，出兵越南，俘获胡季嫠，推翻胡朝。1418年，清化地主黎利在兰山起兵反明，迫使明军退出越南。1428年，黎氏建立大越国，史称黎朝或后黎朝。
黎朝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央设6部，各部设尚书，废除丞相一职；全国分13个道，各道长官由中央任命。1527年，黎朝大臣、大师安兴王莫登庸夺取政权，在河内建立莫氏政权，控制北方。1533年，黎朝武将拥立黎朝后裔黎维宁为黎庄宗，自掌实权，在清化同莫氏政权对抗，是为南朝。1592年，南方势力击败莫氏，结束了越南史上的南北朝（公元1527~1592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