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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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隋唐五代军事思想史(2)

五代时期,在战争观问题上代表进步思想的应属周世宗柴荣。他在即位后,做出了“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伟规划,并为此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改革政治和军事,兴修水利,发展交通,同时开拓疆土,表现了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反对分裂割据的杰出的政治家的胸怀。他虽出师多捷,惜终因早逝而未成大业。但其所表现的雄图大略以及为统一祖国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其进步思想亦常为后世所颂扬。

三、多有创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战争指导理论,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兵学研究成果,结合当时的战争实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主要成就体现在对致人、久速、奇正、虚实、攻守、形神、诚诈、阵法等重要军事范畴所含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阐发上。

关于致人。如何用兵,先秦以来就其说繁杂不一,人们往往难得其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载唐李君臣之言指出,用兵的关键在于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可谓一言中的。李靖所谓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卷中);李世民所谓“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卷下),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讲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他们还多次讲到“主客”这一范畴,强调要努力使自己“变客为主”,使敌人“变主为客”,也是讲的这一思想。他们认为,战争双方,无论进攻还是防御,都有个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掌握者胜,失之者败。书中关于奇正、虚实、攻防、示形、阵法、既反对迷信又利用迷信等观点的论述,都是围绕“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展开的。唐人的这一认识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关于久速。隋唐之前的论兵者多见战争持久对己之害,未见战争持久对敌同样有害,更未见当这种对敌之害大于对己之害时,持久便是对己之利,因而在论述久速这对范畴时,往往片面地主张贵速而残久。李世民总结了新的经验教训,提出对力量强大、利在速战之敌应采取“坚营蓄锐以挫其锋”,“以持久弊之”(《通典》卷155《兵八》)的方略。李靖在总结唐代军事实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兵之情主速”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如果碰到敌将多谋,士卒团结,纪律严明,兵利甲坚,士气高昂,难以速胜的情况时,就应“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锐,与其持久”(《通典》卷154兵机务速》),从而从理论上纠正了过去只讲速战,反对持久的片面观点,强调应根据情况灵活决策,当速则速,当久则久,对久速这一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作出了较全面辩证的论述。

关于奇正。自《孙子》完整地提出“奇正”这一重要兵学范畴后,兵学家们不断对之进行探讨。但后前的注释家们大多只注意孤立地解释奇正概念,对之进行例释,未能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如将奇正解释为“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利奇,众为寡奇”(《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奇正》);“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曹操注)等,对奇与正的辩证关系缺乏深刻认识和概括。李靖认为,奇正理论的精髓是“奇正相变”,认为“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把这规定为正,把那说成是奇,只有教团时才这样做;到了战场上,就只有“临时制变”。善用奇正的“极致”是“形人而我无形”,做到“无不正,无不奇”,即根据情势运用奇正相变规律,做到正亦胜,奇亦胜,其关键在于“使敌莫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这一认识纠正了前人对奇正关系的机械理解,对于后人正确运用这一原理指导战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关于虚实。虚实是孙子在《势篇》中提出的一个军事范畴,并认为“避实击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的战争指导原则。对虚实与奇正的关系,唐人之前,无深刻揭示者。唐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结论:一是认为奇正是致敌虚实的手段,只有知奇正,才能真正做到避实击虚,“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二是只有知虚实,才能正确使用奇正,做到“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如此,则可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做到致敌而不为敌所致。可见,奇正与虚实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二者不可偏废的制胜原则。三是要做到知虚实、用奇正,就必须善于“示形”,“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所讲使蕃、汉之兵“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即是运用“示形”手段隐我奇正、致敌虚实、出奇制胜的谋略。唐人关于奇正、虚实、示形三者关系的认识也有其独到之处。

关于攻守。攻守是战争双方进行军事对抗的基本方式。对此,唐人提出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的著名论断,即认为进攻是防守的机键,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二者虽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为此,要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既反对缺乏防御能力的盲目进攻,又反对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守。唐人的这一见解对攻防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准确的阐释,成为古今中外克敌制胜的铁则。李世民攻洛阳,攻中有防;李光弼守太原,防中有攻等,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关于形神。形指军队的物质力量,神指军队的精神力量。从作战指挥上看,形与神是什么关系,前人在理论上缺乏深刻揭示。李筌认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太白阴经》卷2《兵形篇》),较深刻地阐明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强调既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又要有高明的谋划,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为用,而不可将其割裂开来,从而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另外,李筌对顺倾(用顺其心志之法达倾其社稷之目的,见《太白阴经·术有阴谋篇》)、心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这异者胜”,强调隐蔽真实意图,伪示形迹以欺敌,见《太白阴经·沉谋篇》)等,注意揭示军事谋略的哲学底蕴,均有高于前人之处。

关于诚诈。孙子提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的命题,受到一些儒家学者的非议。隋唐统治者和兵学家们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国家政权或可“逆得”,但“守之不可不顺”。取得政权后,强调“增修仁义”,治国不应再“尚诈力”,但军队作战仍需以谋略取胜。裴行俭主张“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将诚、诈的施行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唐朝中期名臣李泌、陆贽针对国君猜疑将帅、酿成祸乱的教训,突出强调以诚驭将,提出“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认为对下“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这些观点对于后世君主正确处理诚诈关系,以诚驭将,以谋制敌,具有启迪意义。

关于阵法。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人,对阵法多有创新。如《卫公兵法》中对阵的基本战斗单位(队,或称大队)编制的规定,对七军兵力编组和一般使用原则的规定,对七军阵形及其变化等,都有详备而明确的论述。他们对军阵的布列既有严格的要求.又不像宋人那样拘泥于阵法,而是主张因情因势灵活用兵。李世民、李靖等都是活用阵法的高手。而且其阵本身也是可以因形势而变化的。如李靖的六花阵就有多种变化形式;其横阵和竖阵也可以因敌而列;行引方阵也可据情变化;其隔队抽队的撤退阵法也体现了孙子所说的既“践墨”(遵守法度)、又“随敌”(灵活应变)的指导原则。

四、通揽全局、积极防卫、专我分敌的战略思想

隋唐五代时期的战略决策思想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战略家们驾驭全局的能力更趋娴熟,其战略决策更为高明,更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做出相应决策。这在隋、唐前期更为明显。其突出特点体现在通揽全局、因势而变;积极防卫、治内服外和分化瓦解、文武并用三个方面。

(一)通揽全局,因势而变

隋唐五代时期的战略家们在制定战略时,高度重视通揽全局,既强调把握空间的全局,又重视时间上谋之久远和程度上谋划的细密。隋、唐的开国者们对统一全国战略的谋划和实施,唐前期所实行的安边绥远的国防战略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北周宣帝(宇文赘)去世后,外戚杨坚人总朝政。他一方面“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身躬节俭”(《隋书》卷1《高祖本纪上》),以收天下之心,一方面加强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在国家出现动乱之际,得以应付自如。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起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赵王招等五王策应,并请求陈朝出师,宇文胄从荣州(治今四川荣县)、石愁从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等地纷纷起兵,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在这种情势下,杨坚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用人得当,分别派兵将各路叛军一一讨平,并在处理上注意政策,如寝赵王招等之罪,以安其心等,从而使这场重大政治危机得以化解,表现出很强的控御全局的能力。杨坚称帝后,在遂行统一全国的战略中,则表现出因势而变的灵活性。当时,南有陈朝抗衡,北有突厥为敌,西有吐谷浑为患,根据当时形势,他制定了防北攻南的战略,将陈朝作为战略进攻的重点。但后来突厥大举人侵,杨坚及时调整了战略方向,集中力量对付突厥。在突厥臣服后,才调集51.8万大军南下攻陈,一举灭亡陈朝,统一了全国。这种根据形势适时调整战略方向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唐统一天下战略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战略之一,大致分作两步。第一步为夺占关中,建立根基。早在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就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产生了起兵反隋之心,但一直韬光养晦。隐忍未露。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当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风起云涌,隋朝灭亡已成定势时,他接受了次子李世民等人拟定的起兵计划,确立了“乘虚人关,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策略是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即因天下大乱之势,借突厥和农民起义军之力,打着拥隋旗号反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并对召募兵士、筹集粮响、联络突厥、消除隐患、结好李密等有关全局性的战略性部署,都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于同年七月在晋阳起兵,先后取得了攻占霍邑(今山西霍县)、包围河东(今山西永济西)、进军关中和定鼎长安等重大胜利,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步为翦灭群雄,统一全国。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又对全国的复杂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正确估量,制定了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确保关中的前提下,先急后缓,先北后南,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群雄。由于战略正确,实施策略得当,因而,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唐统一天下,体现了从其自身的力量、所处的地位及当时的形势出发制定战略的思想,因而能根据不同阶段调整自己的战略,使自己能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生存、发展、壮大,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唐在平安史之乱战争中,也有通揽全局的高明谋划。如在安禄山攻克两京之后,李泌从“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的战略思想出发,提出了立足长远,以迂求直,以逸待劳,歼敌有生力量,疲惫敌军兵力,然后一举克复范阳(治今河北蓟县),全歼叛军的建议。此建议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大大缩短平叛时间,取得平叛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惜的是,唐肃宗因为急于求成,拒绝采纳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最终使平叛战争陷人了如李泌指出的“贼必再强,我必又困”的境地。

李泌为唐德宗谋划的区别敌友、联友制敌的边防战略也体现了通揽全局、因势应变的思想。安史之乱以来,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唐边境。李泌认为,其中主要威胁来自吐蕃。回纥曾两次助唐平叛,有与唐修好的愿望,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德宗因感情因素不愿与之和好,才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南诏“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但“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鉴于这一情况,他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边防战略,德宗顽固地反对联合回纥,李泌犯颜直谏10余次,才使他采纳了这一正确决策,使吐陷陷于孤立,不能再对唐边境构成威胁,唐得以积蓄力量为后来集中削藩平叛创造了条件。另外,李泌反对德宗在平定朱泚之乱后将安西、北庭之地割让给吐蕃的允诺。认为“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新唐书》卷139《李泌传》)从而阻止了这一害己益敌、贻祸久远的错误决策,也体现了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

(二)积极防卫,治内服外

隋、唐前期,实行的基本是积极防卫的国防战略。隋文帝对突厥采取的分化瓦解战略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唐朝前期,也基本上实行的是积极防卫的国防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面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侵扰,一改过去某些中原王朝单靠修障筑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了励励图治、富国强兵、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卫战略,当有人建议筑长城以防御突厥时,他回答说:“当为公等取之,安在筑障塞乎?”(《新唐书·突厥上》)为此。他先后进行了征东突厥之战、灭吐谷浑之战、败薛延陀之战等重大战役,不但较为彻底地解除了边患,而且使唐朝声威远播,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批评隋杨帝不能精选良将,安抚边境,只知筑长城以备突厥的消极防卫措施,认为“朕今委任李世勐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卷67《李勐传》)高宗时期的讨西突厥之战,武后时的用兵突厥和吐蕃等,也基本上都体现了积极防卫的战略思想。只是唐玄宗到了后期,把这一战略思想推向极端,变成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才使自己走向了反面。

在处理内外关系上,唐太宗提出了著名的“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的观点,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同时他又认为,“邦国虽安,忘战则必殆”,要求“知弧矢之威,以利国家”(《贞观政要》卷9《论征伐》),他用“治安中国”达成外服“四夷”的目的;用外服“四夷”促成国内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内外兼修,相辅相成,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鼎盛局面。他对周边国家实行“公正”裁决、抚顺惩叛、恩威兼施的原则,掌握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使唐朝真正成为当时亚洲地区的领袖国。唐中后期,西北边防逐渐削弱,首先是由于中原内部不够“治安”;至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召来的外侮,则从反面说明了唐太宗这一观点的正确。

(三)分化瓦解,文武并用

将分化瓦解、文武并用思想施行于战略层面并取得成功的,历史上不乏其例,隋唐时期更有独到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