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主张“非攻”，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特指反对当时那种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墨子》把战争区分为“诛”与“攻”两大类。“攻”是非正义的，而历史上的“诛”则是正义战争、如大禹征讨有苗，武王翦伐商纣这些为民除残去暴的战争，就属于“诛”而非“攻”，是正义之举，值得肯定和支持。由此可见，墨家赞成拥护以吊民代罪为宗旨的正义战争，并把它视为理应追求的用兵理想境界，这一点与儒家的“义战”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儒、墨诸家提倡“义战”的思想，反映了其重视对战争性质进行区分，在客观上多少起到了抑制统治者战争野心的作用，这也是其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对于中国军事文化慎战、和平传统的形成，不无深远的影响。然而也应看到，儒家的“义战”观存在着严重的“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倾向，往往是其抽象理念中的虚构假设，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其发展到极端，则造成中国军事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重道轻器弊病的滋生。
3.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理性认识。儒、道、墨三家均高度重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深刻认识到民心所向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儒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所向视为决定战争取胜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取信于民”。用苟子的话说，就是“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同上）。
道家也重视政治条件对夺取战争胜利的意义。如《老子》指以：“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六十七章》）。认为统治者如能做到谦恭自律，以宽容、慈爱的态度对待民众，就会赢得他们的信任。获得他们的支持，这就叫做善“用人之力”、无论攻守，都将无往而不胜。
墨家讲“救守”，认为要使“救守”达到目的。其前提条件是修明政流民心，只有做到“上下相亲”，方能“死而守”。至于修明政治的内容，墨家认为首先是要尊天、事鬼、爱民，以取得上天保佑，民众拥护，“主君之上者等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以墨子·鲁问”；其次是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效命国家：“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以墨子，备城门》）。
儒、墨、道三家重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民心向背对于赢得战争的关键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它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对兵家战争观的构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然而，他们中间的个别人（如孟子）一味强调这一点而忽略其余（实力建设等），认为只要做到“孝悌忠信”，便“可以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天真地宣扬“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豁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公孙丑》），则陷入了思想的误区，不能不说是偏颇的观点。
（三）“厉行耕战”——法家的主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在当时法家是新兴地，阶级的思想家和谋士，其变奴隶制为封建制的理论，为建立与加强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法家的主要著作有《商君书》、《管子》、《慎子》、《申子》、《韩非子》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其共同的特点表现为：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法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和地域环境的差异，还具有各自的个性。按地域考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地法家，商鞅、韩非是前者的代表，他们是法家的主流成管子》则是后者的代表，在主张推行法治的同时，也主张容纳礼义教化，强调礼法并用，相辅相成，注重耕战同时不废工商，驱使民众同时注意争取民心。这些都是与三晋法家有所区别的。按时间及学派考察，法家可区分为前期法家与后期法家；在前期法家中又可区分为“法”、“术”、“势”三大流派。
法家军事思想是法家哲学、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内的反映，是法家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提出的系统军事理性认识，而战争观则是其军事学说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懦、墨、道诸家截然不同的是，法家的战争观是以执著功利，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的。他们以纯功利的眼光，看待战争的作用和地位。所谓功利原则，即在对待战争问题上，以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尤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为根本宗旨，以是否有助于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在其看来，当时的战争既然是实现统一，巩固集权的基本途径，那么肯定战争，拥护兼并、积极“主战”也就成了法家战争观的必有之义和主导特征。
法家的“主战”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他们都肯定战争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现象，积极拥护和支持当时的兼并战争。对此，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从社会发展的规律考察，战争发生有其必然性，所谓“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第二，从人性本恶，趋利避害角度考察，指出争、乱事出有因，其结果必然导致战争。法家进而指出，在当时“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的背景之下，战争乃是消除割据、进行兼并的有效途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具有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是振奋民心、净化社会空气的有效措施，“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于是，从功利的立场出发，法家逻辑地推导出“主战”观念，积极提倡“积务于兵”、“战胜强立”，并坚决反对儒、墨、道诸家的“非战”、“羞兵”主张，认为“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
法家战争观的又一个重要内涵，是主张耕战，追求富国强兵。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环境中，哪个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哪个国家就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占有主动地位，不断壮大发展，换言之，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做“多力者王”。所以，无论是《商君书》、《韩非子》，还是《管子》，都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加强军力，奖励耕战。“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韩非子·心度》）。于是他们着重阐述了耕战的意义、方法、措施以及目的，强调指出：“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商君书·慎法》）。相反，如果不努力从事耕战，则必危及国家利益，丧失兼并事业的主动权：“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人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同上）。总之，法家坚定不移地将耕战看作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因此，法家的著作也被称为“耕战书”，而耕战理论，也合符逻辑地成为法家战争观念的重要基石。它在当时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对后世也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法家也注重揭示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木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然而，法家所谓的“政胜”，其实质内容与儒、道、墨的“政胜”截然不同，它不是指“仁义”“兼爱”，争取民心之类，而主要是指厉行农战，是统一民众意志，以确保统治者能任意驱使民众为自己效力。
法家在战争观念上执著功利原则，充分反映了新兴势力的思想代表在军事领域中的积极进取风貌。但是，法家学说先天性的不足，如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血腥残暴等等，也必然导致其战争观存在很大的局限，即过于热衷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完全否定仁义道德的价值，这显然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
三、令文齐武的治军理论
先秦是国家和军队产生、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是战争频繁、社会变革巨大的关键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治军理论的丰富多彩，推动着治军理论不断发展和深化，并为后世治军观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一）治军的原则：文武并用，以治为胜
先秦军事思想家把治军的优劣与战争的胜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治军是制胜的前提，而制胜则是治军的结果。早在孔子那里。治军就被看成是成就“武功”的基本环节：“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而在《孙子》那里，“将”和“法”也被列入制胜五因素之中，指出“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将就有能”。“士卒孰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
孔子、孙子以降，先秦兵家关于治军重要性的阐述更是不胜枚举。《司马法》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义》）。《尉缭子》主张严格治军，“制必先定”。《孙膑兵法》提出“治兵延气”的观点，强调制胜取决于治军。《管子》指出“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等等，均是这方面典型的反映。
当然，就治军与战争胜利关系的阐述之全面深刻而言，在先秦兵家中首推吴起。《吴子》一书最早使用了“治军”这一名词，并明确提出了“以治为胜”的治军原则。《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在于其人数的众寡，而在于是否做到治理严格，“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治兵》）。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和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人分割阵势也不混乱，即使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其将领能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称为“父子之兵”，就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治兵》）。
先秦兵家关于治军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是主张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这在《左传》那里，是提倡德、刑并重，即把礼作为道德手段，法作为强制手段，用来经武治军。即“礼以行义”，用“礼”的道德原则来规范军队的思想和行动；“刑以正邪”，用“刑”的强制性能确保道德规范的实行。以礼系法，以法明礼。在《孙子》那里，是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既要做到“视卒如爱子”“视卒如婴儿”；又要避免出现“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的现象。由此可见，文武并用，刚柔兼济作为治军的基本原则，是为先秦兵家所一贯坚持的。
（二）治军的中心：教戒为先，严格训练
军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会具有战斗力，一旦上阵，就可杀敌致胜。否则，再庞大的军队，也等于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打起仗来就意味着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这乃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自古至今，军事训练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概莫能外，而对军事训练问题的理性探讨，也成为古代兵家关于治军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先秦军事思想家有关军事训练的阐说丰富翔实，基本上涉及了军事训练目的、性质、内容、步骤、方法、原则等各个方面，满足了指导军事训练实践的基本要求。
第一，强调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民众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教育和训练，才能从军作战，保卫社稷，“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语·子路》）。孙子作为兵家更重视军队的训练问题，他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在《孙子·地形篇》中，孙子通过对“兵有六败”的严肃批判，从反面进一步论证部队严格军事训练的重要性，指出部队不进行严格训练必然会导致“弛”、“陷”、“乱”诸局面，遭到失败，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战国兵家对军事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较之前人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司马法·天子之义》明确指出：“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尉缭子·兵威》阐说：“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吴子·治兵》更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军事训练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的地位：“用兵之法，教戒为先”。《管子》也认为，即使武器装备精良，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卒，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用兵目标：“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
第二，阐述军事训练的目的。先秦兵家指出“教戒为先”的目的在于提高军队战斗力。这表现为一是“齐一心力”，《司马法·严位》所说的“凡胜，三军一人胜”就是这个意思。即只有把军队练成三军如一人，才能保证战无不胜。二是训练胆气，《商君书》提倡造就民众“乐战”的社会风气，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战法》）；“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所反映的正是训练胆气的具体效果。《尉缭子·战威》也指出练胆气的重要性：“民之所以战者汽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三是训练体能，古代作战由于使用冷兵器，需要将士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司马法·严位》说：“凡战，以力久，以气胜。”强化身体素质的训练，为的是使将士能适应残酷战争的需要。四是习阵练武，使将士掌握基本军事技能，适应阵法作战的需要，“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吴子·治兵》）。
第三，论说军事训练的内容。先秦兵家强调军队的训练，但他们对“训”、“练”的理解是有所区分的。所谓“训”是训其将士谙识礼义，以固其心；所谓“练”是练其将士熟悉战阵，以精武艺。从训礼义来讲，先秦兵家认为军队训练首先应注重“明耻教战”。这就是《吴子·图国》所说的“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管子》强调“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战胜而守固”（《五辅》）。《司马法》亟言：“六德（礼、仁、信、义、勇、智）以时合教”（《仁本》）。说的也都是同一层含义。从练战阵来讲，先秦兵家强调练武艺，知战阵，提高实战能力。这包括：辨旗帜，审金鼓，明号令，“夫金鼓族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军争篇》）。习练队列，“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司马法·严位》）。操练兵器，“饰习十器”（《管子·幼官》）。教练战阵，熟谙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