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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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秦汉军事思想史(1)

一、秦汉军事思想主要特色及发展概貌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指秦、西汉、东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并得到逐步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规模后世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军事思想的发展上,主要有四个方面:大一统的战争观;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这些思想是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秦汉时期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是为秦汉大统一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与先秦时期相比较,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全面确立郡县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统一法律和军队,统一货币、赋税、关市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思想文化,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从而结束了先秦时期那种诸侯纷争、各自为政、思想混乱、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秦汉大统一时代,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并多次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全部秦汉军事思想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它又是在秦汉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的支配和制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秦代是它的奠基时期,西汉是它的全面发展时期,东汉是它走向成熟和终结时期。

秦代首尾不过15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开创了历史大统一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因此,后人评价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秦代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军事活动的谋划、指导和军队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各项制度、措施之中。由于奉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时期根本没有兵书理论问世,但它却通过军事实践和军事制度,给秦汉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大力扩建骑兵,展开大举反击匈奴的战争及对周边其他地区开疆拓土的战争。对匈奴的战争持续将近百年,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规模远比秦代更为宏大的统一。

西汉时期经历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先后涌现出刘邦、项羽、冒顿单于、萧何、张良、韩信、晁错、周亚夫、刘彻、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众多雄主、谋臣、名将。创立了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和荒原、山林、沙漠、江海作战等新战法;发展了筑城守边。屯田戍边、徙民实边等举措,建设起强大而巩固的国防。更加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先后三次校理兵书,提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法理论,对每一种兵书的特点和价值,都做出了西汉人自己的总结和评价。西汉自身的军事思想载体也很丰盛,有著名兵书《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有著名军事论述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以及《盐铁论》中的一些军事专篇;还有帝王将相的诸多用兵谋议和文人学士的大量谈兵之论。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长期稳定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王莽政权后天下动乱之中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坚持用儒家的“柔道”安辑天下,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很快即削平群雄,争得周边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附,重现清平治世的繁荣。不久,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一举击败北匈奴,实现了与西汉相似的大统一。

东汉一代崇儒抑武,首创文吏典军之制,没有兵书存世。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光武帝刘秀的战争指导和经国制军的举措,邓禹、寇恂、冯异、马援、吴汉、耿弁、班超等众多名将的用兵谋略,以及史学家班固、政论家王符等文人学士的有关著述之中。由于开国之初成功地实现了兵儒结合,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的发展推进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二、大一统的战争观

先秦时期由于政治不统一,政治思想百家争鸣,所以战争观亦多种多样,言人人殊,各树一帜。秦汉时期则不同,大统一的历史时代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战争观必然定位于大一统的思想。但由于秦汉各个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奉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同,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也不同,因而大一统战争观的表现也各有不同特色。大致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一)秦代: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战争观

秦代战争观来源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彻底推行法家思想路线,直到秦朝灭亡。因此,秦代战争观自始至终都是富国强兵,一统天下。这一点西汉政论家贾谊有过十分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他在《过秦论》上篇中说。“秦孝公据觳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字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就是秦代战争观的由来及其实践,完全是法家思想的产物。

十分明显,秦代战争观的实质就是以实力为基础,以统一为目的。先秦百家关于战争性质、目的、手段、动机的各种争论,在秦代都被大一统的目标统一起来,只要合乎这个目标.一切手段和动机都是合理的,并被赋予正义的美名。所以当李斯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建议时,秦始皇欣然“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史记·李斯列传》)。吞灭关东六国后,秦始皇说:“异日韩玉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部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优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纳服人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明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也附和着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同上)这就是秦代统治者心目中的统一战争,把大“统视为战争的性质、目的、意义、功能的根本,视为历史的空前壮举,为大,统而战就是“义兵”,反之则为“残贼”。因此,秦始皇四次东巡,令人反复刻石颂德说:“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并一海内,以为郡县一天下和平”,“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步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皇帝奋威,德并诸俟,初一泰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六王专倍……数动甲兵……遂起祸殃。义威殊之,珍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同上)。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大一统的歌颂无以复加,大一统是秦代战争观的灵魂。

秦代战争观虽然充满霸道与暴力的色彩,但在当时却适应了历史大统一的客观需要。大统一是当时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战国七雄各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统治皆根深蒂固,彼此间不可能和平统一,只有实力和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正如《孙膑兵法》所言:“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见威王》)“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同上)。

(二)西汉: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

西汉的开国条件与秦代大不相同,汉高祖刘邦是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天子,没有秦始皇那样国富兵强的基础,在战争中长期处于弱小的劣势地位,因而特别重视兵家的权谋诡道,并将王道与霸道的两手策略结合运用,从而形成了权谋制胜、“霸王道杂之”的战争观。所谓权谋,本指权宜之计的谋略,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是“以正守国,以奇用兵”(《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在政治上要开明,在军事上可以施展阴谋诡计。所谓霸道,本指运用法、术、势的策略手段,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又是“制土以权,结土以信,使土以赏”的权谋,以便达到“任贤擒敌”(《三略·中略》)、平定天下的目的。所谓王道,本指以仁义礼教治天下,但在西汉人的眼中,它更是“大一统”观念的依据和本源,正如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西汉战争观与秦代战争观在本质上并无一致,其最高目标都是追求国家统一、天下一统,只是手段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秦代偏重于实力,西汉偏重于权谋。

在西汉214年的统治期间及其以后的15年新莽时期,其战争观共经历5个发展阶段。

1.奠基阶段。自公元前206至公元前202年,是历史上著名的楚汉战争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建国时期,也是西汉战争观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对西汉战争观做出巨大的贡献有三人,即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张良是历史上杰出的谋略家,他向刘邦传授《太公兵法》,兴起了权谋之道,在鸿门宴上用假屈服骗过项羽,使刘邦逃过火顶之灾;在刘邦的56万大军被歼彭城之后,他建议重用韩信、策反英布、资助彭越,最终战胜了项羽;当刘邦屡屡受挫,企图重新册立六国之后时,他借著巧陈八策,坚定了刘邦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所以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于房。”(《史记·高祖本纪》)萧何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他在灭秦时不顾金帛财物,抢先收藏了秦代的全部图书典籍;他第一个建议刘邦先就封于汉中,然后还定三秦、争夺天下;他连夜追回弃汉而走的韩信,并力荐韩信出任大将;他经营了关中根据地,每当刘邦惨败时即给予决定性的人力物力支援;他还创建了汉初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他是“权谋者,以正守国”的典范,所以刘邦说:“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史记·高祖本纪》)韩信是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在《汉中对》中提出了权谋制胜的理论依据,即正义之师、人心所向、重赏厚封、英贤归附,便可以战胜貌似强大而失天下心、恃匹夫之勇而行妇人之仁的项羽;他从还定三秦到破魏、下代、灭赵、降燕、平齐直至垓下决战,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奇迹,是权谋者“以奇用兵”的典范。所以刘邦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同上)并做出结论说,张良、萧何、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同上)。刘邦重用这三人的行为及对他们的评价,体现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战争观思想,奠定了西汉战争观的基础。

2.发展阶段。自公元前201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王朝的前期,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汉战争观最大的发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化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到汉高祖刘邦去世时,在政治上,对匈奴的屈辱和亲换来了相对的和平,但国内经济残破,民不聊生,故汉政府开始推行黄老无为政治和与民休息的方针。与此同时,诸子百家的思想也都在秦火之余得以复苏,相互交汇,演成一个思想大融合的时代。不久,杰出的法家人物晁错走上历史舞台,力主富国强兵。他引证神农之教说:“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汉书·食发志》)因而倡导‘重农”“贵粟”,“薄赋敛,广畜积”(同上),用“赐爵?和“除罪”的手段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输粮人官,备战备荒;待蓄积充足之后,就经常减轻或免除田租,更好地促进国富民康。晁错还引证古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敌也淬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于敌也。”(《汉书·晁错传》)因而倡导在富国的基础上建设将良、兵精、器利的强大军队。所有这些都被汉文帝采纳施行,从而把西汉王朝前期的与民休息引人富国强兵之途,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有效地外抗匈奴进犯,内平吴楚七国之乱,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