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建军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坚持将良兵精的目标。这一目标在晁错的《言兵事疏》中已有总体要求，在其他典籍以及相关制度和实践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首先是对将帅的选贤任能、唯才是举。如秦始皇因李信灭楚失利，亲自屈尊去请业已退休的老将王翦出征，刘邦因萧何之荐拜韩信为大将，汉武帝重用年轻将领卫青、霍去病，汉宣帝以七十岁的赵充国为将平西羌，东汉明帝以投笔从戎的书生班超出使西域等等，都是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典型。东汉光武帝刘秀，因素奉儒学，其所任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数兵儒皆通，文武兼资，智勇双全，堪称历史上选贤任能的典范。故史称“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当时的军事著作对于将帅修养提出了更系统、更高的要求，《淮南子·兵略训》提出要“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要掌握“三势”（“气势”、“地势”、“因势”）“二权”（“知权”、“事权”）；《黄石公三略·上略》则提出要“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要“以身先人”，“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要有渊深的识见并能博采众议，“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并把“无虑”、“无勇”、“妄动”、“迁怒”作为将帅的“明诫”。虽然对将帅修养的要求极高，但对人才的选取却要求十分灵活，要量才适用，因人而异，不拘一格，不求全责备，即使是“泛驾之马，罡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使智，使勇，使贪，使愚”（《三略·中略》），皆无不可。
其次，关于精兵思想，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秦、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前期主要是通过“正卒”兵役制度训练精兵，即将全国每一个正常的适龄青年都征集为“正卒”，服兵役二年。第一年在郡县接受军事训练，依各地不同环境，分别训练为“材官”（步兵）、“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于每年立秋之后进行严格的考核。第二年则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京师当卫士或到边防当戍卒。第三年即复员回家务农，并根据战争的需要随时准备应征作战，直到退休年龄为止。这就是秦汉的所谓征兵制，这种做法深刻体现了寓兵于农、精兵建军的思想。平时养兵不多，战时可获得大量训练有素的兵员，因而使富国与强兵两利，生产力与战斗力结合得好，平时与战时、养兵与用兵、兵员数量与质量都结合得好。它不仅培训了大量的精兵，而且也培训出军队建设的各级骨于，如西汉名将李广、赵充国等，都是出身于“正卒”士兵的“良家子”。西汉至武帝时，开始以部分募兵制补充征兵制，武帝所增北军“七校”（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或“八校”（另加胡骑校尉，但不常置），都是募选而来、终身为兵、有特殊技艺的勇士，实为全军中的最精锐之师。还有李陵击匈奴所率的五千步卒，是因战争需要而募选来的荆楚勇士、奇村剑客，经过特殊训练，力能扼虎，射必命中，在与八万敌骑的战斗中杀敌一万余人。
在秦、西汉精兵思想的基础上，东汉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光武帝刘秀是历史上精兵简政和精兵制胜的楷模。不论多大规模的战争，刘秀都没有用兵十万以上的记录。在平陇作战时，他曾一再告诫吴汉，要把过多的郡国兵遣返，以免粮运困难时发生变故，吴汉不听，果然以兵多粮少而受挫。刘秀先后收降农民武装近千万，基本上全部安置归农，只在铜马义军中留下很少一点骨干。他以“柔道”安邦为指导，早于统一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建武六年，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销兵”简政，“并省四百余县”（《后汉书·光武帝纪》），裁掉了内地各郡主管军事的都尉，废止了“正卒”训练制度，“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同上），只保留“精勇”的常备军，以募兵制为主取代征兵制为主。对于刘秀的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削弱了军队，消弱了国防，削弱了战略后备力量。其实并非如此，刘秀的真实想法是精兵制胜，兵贵精不贵多，“销兵”后很快就取得了统一战争的全面胜利，并使东汉保持强大局面达80年之久。中后期在三次羌变中的作战失利，主要原因是政治腐败，任将不当，即所谓“妇人尸于上，纨褥擅于廷，债帅老于边”（《读通鉴论》卷7），并不是军队无能。所以每当张焕、皇甫规、段颖等人任将时，羌变就很快被平定下来。直到最后东汉灭亡时，其军事机器仍然是很强的，正如王夫之所评：“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强天下”；“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读通鉴论》卷8）。不仅东汉是“以强亡”，秦代和西汉也同样如此，这是整个秦汉时期始终坚持精兵建军思想的结果。
四、长治久安的国防观
我国历史上“国防”一词首见于《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奏疏于汉献帝，深刻批判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罪不容诛”的行径，为防其恶劣影响的传播，提议“宜隐郊祀文事，以崇国防”（《后汉书·孔融传》）。这篇奏疏被后人辑为《崇国防疏》（《全后汉文》卷83）。该疏的内容表明，秦汉时期人们对国防的意识是一种大国防观。即一切有关国家安全、稳定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统一与分裂的斗争都属于国防的范畴。这种大国防观在秦汉典籍中比比皆是，如汉初贾谊著名的《治安策》，认为天下大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汉书·贾谊传》）。其中，所谓“可为痛哭者”即指统一与分裂的矛盾严重，同姓诸侯王层大不掉，图谋不轨，威胁中央政权的巩固；所谓“可为流涕者”，即指民族矛盾尖锐，匈奴强横，日益南犯，威胁国家的安全；所谓“可为长太息者”，即主要指阶级矛盾不断深化，贫困者无以谋生，易引发社会动乱，威胁国家的稳定。所有这些矛盾和斗争，在秦汉人看来都是“国防”问题，或日“治安”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斗争，秦汉人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汉书·贾谊传》），从而形成了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其基本理论和实践如下：
（一）文武并用，威德相济
秦代单纯依靠武力夺取天下，维护统一，虽然军事上空前强大，所向无敌，但政治上却极不巩固，仅仅十五年就被农民大起义推翻。这件事给汉代人以强烈震撼。从陆贾的《新语》到贾谊的《新书》，从汉初的黄老“无为”政治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柔道”安邦以及两汉无数政论家的对策，处处都充满对亡秦教训的反思。在大量反思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要文武并用，威德相济，以利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汉高帝时，陆贾“时时前说称《诗》。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从此，奠定了汉代“文武并用”的思想基础。汉文帝时，贾谊连续作《过秦论》三篇，深刻总结了秦代的立国之非、正倾之非和救败之非，着重指出秦代二世而亡的根本教训是“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国家虽然空前繁荣富强，但统治者仍念念不忘秦代的教训。如董仲舒、主父偃、吾丘寿王、严安、徐乐等等，都在上书对策中反复引证秦代暴政亡国的教训，借以探讨国家安危的根本。其中认识最深刻的是徐乐和严安。徐乐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渭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因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日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上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竞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日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难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还踵而身为禽，吴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汉书·徐乐传》）这就是说，阶级矛盾的激化与缓和，是决定国家安危的根本和关键。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严安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他说：“向使秦缓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佞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汉书·严安传》）正由于念念不忘秦代的教训，所以西汉政府能长期“文武并用”、“霸王道杂之”，先后推行“与民休息”、“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长期巩固、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直到王莽代汉、托古政制、天下大乱之后，仍然是“人心思汉”，使东汉得以顺利兴起。东汉建立后，继续沿着“文武并用”的道路前进，兵儒结合，“柔道”安邦，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长期巩固、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并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
（二）强于弱枝，居重驭轻
这是秦汉时期解决统一与分裂的矛盾、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的根本思想。这一思想奠基于秦代，发展于西汉，深化于东汉。
所谓强干弱枝，就是指全面强化中央政权，削弱地方势力，消除各地尾大不掉、分裂割据的根源。地方势力源于传统的分封制，各诸候王国虽然在名义上臣属于中央王朝，但实际上拥有自己几乎完全独立的行政权、财权和兵权，对中央王朝总是时叛时服。因此，秦始皇和李斯下定决心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个办法虽然完全彻底，但与“家天下”、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很不协调，皇帝至高无上，拥有一切，而皇帝的大量子孙、宗室近亲在政治上都沦为普通的匹夫、平民，这无论如何是最高统治者所难以接受的。所以，西汉王朝建立后，很快又恢复了分封制，“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侯王表》），中央直属仅有15郡，把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和人民都分封给了各诸侯王，其中仅齐、楚、吴三国即“分天下半”（《汉书·吴王濞传》），赵、梁、代、燕、淮南等国也都“夸州兼郡，连城数十”（《汉书·诸侯王表》），只有长沙国的封地比较小些。地方势力由此膨胀起来，汉高帝和吕后一死即不断发生诸侯王谋叛事件，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在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理论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贾谊，其次是晁错和主父偃。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树国固必相疑之势”，“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汉书·贾谊传》）。因而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同上）。其具体措施就是保存古代分封制的形式，让皇帝及诸侯王的众多子孙人人都能分到一块封地，使现存的诸侯王国逐渐地由大变小，从而达到“下无倍畔（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天下不乱”（同上）的目的。这一对策得到汉文帝的部分采纳实施。晁错的对策提出于吴楚七国叛乱的前夕，因叛乱阴谋已昭然若揭，势在必发，故力主用武力削藩，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吴王濞传》）。这一对策被汉景帝采纳，顺利平灭了七国之乱。主父偃的对策提出于汉武帝初期，其意与贾谊十分相似。他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汉书·主父偃传》）这一对策被武帝所采纳，于是“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扼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这就是汉代的强干弱枝思想，自此以后，不论酉汉或东汉，再也没有诸侯王武装叛乱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