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是红蜻蜓创业1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真可谓是思绪万千，但我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既不是创业的艰辛，也不是对未来的豪情壮志，而是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做什么是我最开心的？最终，我发现自己还是做皮鞋最开心。虽然，我们现在也投资房产、银行、学校，但这些只与资本发生关系，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情感；而做皮鞋，是我带着童年的梦想、情结走过来的。
“专业化还是多元化，二者该如何选择，没有统一的公式。但我觉得，作为企业家，你得搞清楚，你对什么更有感情？是对钱有感情还是对品牌更有感情？我认为，皮鞋这个行业、这个产品很适合我做，因为着装商品是需要消费者认可的，它需要讲更多的品牌效应，要有更多的品牌魅力。而我，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我更愿意是一个拉近文化与商品之间距离的商人。所以，我适合做品牌，尤其适合做皮鞋品牌。而其他的只是一种投资，不是作为企业来做。”
钱金波不慌不忙的描述，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理性。
做企业就要不断创新，不断接触新事物，任何事情都没什么好怕的，但前提是要先了解对方，对它有足够的认识。不管是在创业的时候，还是在企业发展的时候，温州人总是在不断地思考着自己应该做什么，不断地寻找着更加适合自己的机会。结果，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前进。
温州人语录：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现在大连有些商业地产项目的失败。原因在于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大连百年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云前
4.时常关注政策的动向
致富思维：
穷人：走在政策的前面，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万一政策有所变化怎么办？
温州人：如果你经常关注，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地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正式实施，个人创业多了一条新途径。当天，温州市民王先生率先注册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一人公司”。截至2006年8月底，温州的“一人公司”达到239家。
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约经济的发展。如果你经常关注政治，了解政策的动向，就能够及时抓住政策的变化，走在政策的前面。
有人说，温州人只会做生意，事实上，温州人更具有经营的头脑，哪怕是办学，温州人也是用经营的头脑在思考。
1999年下半年，温州商人周星增与几个朋友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投资3亿元人民币，要在浦东康桥开发区兴办上海建桥学院。
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资兴办的民办大学。学院占地438亩，规划建筑总面积20万平方米，招生总数为8000人。学院于1999年10月25日奠基，不到一年，第一期4万多平方米的教学大楼主体工程和学生公寓、综合服务楼等辅助配套工程就竣工了，并成功地进行了首届招生，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简直是一个奇迹。
周星增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贵州工学院工作，后又被调回老家温州大学任教。1992年，他辞职下海经商。1999年7月，他又决定弃商办学，到上海办一所大学。
当时，周星增并未获得政府的许可，只是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意向书，便开始兴建教学大楼。如此大胆的举动让许多人都感到很费解，但是，周星增却有自己的想法。
周星增说，自己在工厂里干过，搞的是低压电器。国家对低压电器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没有许可证就不能生产，可是要取得许可证，又必须有生产做基础，没有生产，永远也拿不到许可证。
于是，精明的周星增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办大学上去，先不问好办不好办，而是先买地、先基建、先盖楼，把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到上海市教委处去审批。
“若是不先搞办学的必备条件，那就永远也批准不了！”周星增说。
办学必备条件有哪些？
一是一定的规模。周星增一下子就征用了200亩地，第一期工程建筑的面积就多达5万平方米。
二是足够的资金。周星增和南汇康桥开发区签订了投资2.5亿元办学的协议书，并马上把500万元打到上海市教委的专用账户，其他几千万元则投入到征地基建中。
三是优秀的校长。周星增聘请了刚退休的上海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教育管理专家黄清云。
当上海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听说有个温州人在上海办大学时，感到有些吃惊，专门和市政府的几个领导一起到现场考察。
龚学平问：“你没等批准就动工，万一市里不批，这上亿的投资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星增答：“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符合标准，我坚决改正还不行吗？我相信上海的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
龚学平问：“第一年准备招多少学生？”
周星增答：“1000人。”
龚学平笑道：“民办大学第一年招生，中国没有超过1000人的，上海没有超过300人的。”
周星增答：“等我超过1000人，请您再来恭喜我。”
龚学平对这次考察很满意。
结果，周星增不到一年就造出了一所上规模的高校，有4万平方米的高标准教学大楼、学生公寓和综合服务楼，以及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运动场等等。2000年9月首次招考，建桥学院报考人数高达5300人，录取了1352人。
2001年4月份，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桥学院又被破格列入国家计划内招生序列，成为了上海市第4所列入计划内招生，并拥有独立颁发大学文凭资格的民办大学。
2003年7月，学院首批毕业生1000多人，就业率达到91％。
目前，学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7000多人。
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不只一次地称赞周星增：“建桥是一条鲶鱼，把整个上海的民办大学都给带动起来了。”
亚龙企业董事长张文荣说：“温州人就是肯冒风险，敢走在政策的前面。”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作为温州人的自豪。
事实上，商场上总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如果总是害怕失败，就不可能放开手脚去做。只有看准时机，领先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张文荣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从小，他就受到温州人“男孩从小要有经济独立的意识”思想的熏陶。14岁的时候，张文荣就在他人的指点下在街边开始卖冰棍，正是这不起眼的冰棍生意，让他赚到了第一桶金。
17岁的时候，张文荣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商人。他凭着自己在商场上的实践经验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在市场中寻找着商机。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物资匮乏、信息不对称，精明的张文荣立刻就发现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商机。
有一次，张文荣偶然得知福建沿海有个地方卖的梦特娇牌T恤特别便宜，而当时的梦特娇服饰非常流行。于是，他赶紧带着钱跑到了福建，做起了服装生意。
3个月后，张文荣净赚10多万元，而在当时的中国，万元户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面对商机时，精明的张文荣往往是不惜代价的。
有一次，由于日本生产厂家停止了供货，本田摩托车在温州一下子涨到了一万块钱一辆。当时的张文荣正在黑龙江做买卖，他发现黑龙江还有本田摩托车在卖，但是数量也不多了，只有五六辆。于是，他把这五六辆摩托车全部买了进来。然后，张文荣拿着大量的现金在黑龙江马路上寻觅，只要碰到本田摩托车他就拦，并原价买进。
3个月后，张文荣在马路上购进的本田摩托车就有600多辆。然后，张文荣把这些旧车修整一新后卖到了温州，结果平均每辆车就能赢利一万元。21岁的张文荣眼光已经放得更远了，他决定到上海去发展。1986年，他来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张文荣就发现马路上的废铜满街乱放，而在温州，铜却是极其缺少的。张文荣马上就找到了商机，于是做起了废铜生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上海经济环境的好转，张文荣的事业越做越大。
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城市发展对电缆需求的提高。选择了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从而成为，上海小有名气的“电缆大王”。
1997年，他出资1000万兼并了国有企业——浦东电缆厂，并拥有了自己的实业公司。现在张文荣的亚龙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铜材、电缆、教育、医疗、绿化工程、房地产等，总资产超过6个亿。
还有一个最经典的故事：
1991年10月，当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时，精明的上海人就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就在这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位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察队员一样在四处张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走到最北端的高桥。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
过了两天，他们提着装有65万元巨款的蛇皮袋，再次返回了上海，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门。
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两位温州人所看中的不是沿马路的门面，而是在浦东严桥乡，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精明的上海人窃笑这两个大傻瓜。
可温州人自己心里有底。根据掌握的情况，他们认为，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这就是一笔大财富。
经过努力，温州方与上海方达成如下协议：上海方以地皮做为投入，温州方出资，将仓库改造成活动房或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两位温州客所料：1992年春节，邓小平南巡时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这两位温州人就是陈氏兄弟，他们在这次投资中至少可以挣到两三百万。温州人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只要政策一变，温州人马上就作出反应。
1979年，温州金乡的一位做小五金生意的叶老板看到“国内高考恢复”的消息，立即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发了一封封的业务信到全国各大高校，希望为各大高校制作校徽，不久，叶老板果真收到了高校的订单。如今，温州金乡已经成为“纪念章之乡”。
1985年的一天，国家允许个体户办厂的文件下达了。郑秀康上午知道这个消息后，下午就去注册了鸿盛皮鞋厂，并注册了鸿盛商标。于是，鸿盛皮鞋很快进入了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如今的温州，市委机关报《温州日报》的销量是当地最好的主流媒体之一，报纸的大部分订户是个人，主要是民营企业主。
温州人在抢占商机方面非常迅速，他们总是能从一些看似平常的信息中嗅到商机。
比如，教育部要颁发教师证了，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邮电部要印特快专递信封，订单被温州人抢了；香港回归要给警察换警徽，订单被温州人抢了；美国海陆空三军要在军服上做军徽，订单还是被温州人抢了……
正是这种灵敏的政治嗅觉和领先一步的胆识，才使温州人在生意场上百战百胜。
温州人语录：
温州人就是肯冒风险，敢走在政策的前面。
——亚龙企业董事长张文荣
5.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
致富思维：
穷人：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我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也会成功的。
温州人：做生意要靠机会，但机会不是等来的，机会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做生意，机会很重要。没有机会，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许多人总是在感叹机会不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在温州人眼里，机会到处都是，关键在于你是否努力地去寻找了。
1999年，99巴黎·中国文化周，温州西服参加了巴黎“中华服饰文化展演”。9月6日，经国家纺织工业局的安排，5家服装企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与法国男士服装制造业协会进行了交流。
当时，“乔顿”服饰公司董事长梁辉光与法国世界顶级品牌西服纪梵希（GIVENCHY）公司男装部总经理纪利先生进行简短的了交谈。
突然，梁辉光昂首挺胸地站在纪利先生面前，说：“你看我这身西装怎么样？它是我们公司生产的。”
纪利先生礼节性地看了看梁辉光身上的西服，然后赞许地点了点头。
但是，梁辉光却认为这是一次展示自己产品的机会，他脱下西服递给纭利先生。纪利先生以专业的眼光里里外外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他以佩服的口吻说：“不错，不错，这已达到世界中上水平。”
梁辉光趁机说：“我公司年产西服能力达20万套，希望今后能为贵公司的世界级品牌定牌加工生产。”
当纪利先生听说温州已经有企业为国际知名品牌加工的消息时，当场表示：“OK！本公司已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建立了合作公司。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构作为桥梁，把这件事做成。”纪利先生还承诺，当年就率中国的合作者及代表到温州考察。他说：“我对这样的合作充满信心，我认为合作后不仅可将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而且可向欧洲、美洲等国家出口。”
当时，另一位温州服装企业负责人也正在与法国另一家世界级品牌的总经理克罗特·米西尼商谈定牌加工西服的事宜。
温州人认为，机会不是等来的，机会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温州商人陈加枢是军人出身，是温州苍南金乡徽章厂的“掌门人”。
1983年，退役后的陈加枢和四个朋友一起，创办了金乡徽章厂。经过三年的发展，金乡徽章厂有了一定的实力。
1986年9月23日，在陈加枢的提议下，金乡徽章厂到上海召开产品观摩会，公开摆下了“擂台”，要求与全国同行“比质量、比价格、比信誉、比速度”。但是，意外却随之而来了。
1987年年底，金乡徽章厂竟然亏损了10多万。
这时，其他几个合作伙伴纷纷要求退出股份。陈加枢说：“如果没人要的话，我就要，厂里的负债也都归我。”
于是，陈加枢正式成了金乡徽章厂的掌门人。
陈加枢刚接管徽章厂，产品就出了问题。发出去的产品都因为质量的问题而被退了回来。
面对这种情况，陈加枢经过认真的思考，决定对厂子进行整顿。
首先，他把一批吊儿郎当的工人清理出厂；然后，他对原有的设备进行了改造，努力提高了技术水平；最后，他把责任落实到了每一位员工身上，并要求每一位员工都负起相应的责任与风险。
就这样，第二年，工厂就扭亏为赢，并逐渐成为了全国行业中的“龙头老大”。
尽管在国内，金乡徽章厂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站在了领头羊的位置上，但是，作为掌门人的陈加枢深深地知道机会不是等来的，要想使金乡徽章厂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主动走出去，主动去寻找机会，甚至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