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既为己得更为人取的牟氏生命 (1)
山东农家子，北大翻书忙
1928年春天，时年19岁的牟宗三从家乡山东栖霞来到古都北京，考入了北京大学的预科。当年秋天，北洋军阀结束了它的统治，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段激情而又浪漫的青春时光之后，牟宗三收住了心性，从喧杂的政治生活和躁动不安中远离，开始广泛地阅读课外书籍。
牟宗三的阅读从中国典籍到世界名著无所不包，曾为吴稚晖的放荡不羁拍案叫绝，也为厨川白村的文学批评倾倒着迷。那一时期牟宗三的阅读虽包罗万象，但是杂而无序，远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对自然生命的体悟。直至遇上《朱子语录》。
预科二年级开始，牟宗三开始阅读《朱子语录》，对于牟宗三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通过《朱子语录》，牟宗三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想象力，也使得其对传统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照牟先生后来的话说便是“豁然开朗，感到亲切”，这时的牟宗三已不满足于后人对儒学的解读，他要去追寻儒学的真谛，他要去接触和了解影响中国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源头，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挖掘出富有传统力量的中国文化的根本来。他逐渐由表及里的全面接触儒家经典，于是在升入本科后，他开始读起《易经》来。牟宗三读《易经》是全方位，大规模的，汉易、宋易、清易无一遗漏，在谈及为什么对《易经》有如此大的兴趣，牟宗三后来曾对他的朋友这样说——
我读易经，是直想著伏羲画八卦是在宇宙洪荒原始混沌中灵光之爆破。那是一种生命值光辉，智及之风姿。全部系辞传是智慧之光辉，是灵感之周流。那光辉更润泽，更嘉祥，无丝毫烟火气，正投着我那年轻时之单纯，想象之开扩。
可以说，通过阅读这本儒家六经之首的典籍，牟宗三最直接的收获就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智慧，这种根本的智慧是中国古来圣贤生命之光的显现，从中，牟宗三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希望。
1932年，牟宗三通过多年专研，将自己读易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名为《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及道德哲学》。在这本书中，牟宗三将自己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思考与反省，对宇宙自然的观察与感悟贯穿于始终，印刻出其对于时代精神的早期思悟。这本书写完后，得到了北大众多名教授的嘉许和肯定，有个教授讲易讲不明白，还拿他的书稿去做参考。然而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对这位学生辛苦写就的书稿并不以为然，多少有点嘲讽的意味。牟宗三对于此事记忆犹新。
当时北大哲学系要出系刊，负责人便向牟宗三借书稿一用，牟宗三讲书稿交出去后便没再过问，而负责人又将这本书稿交给了胡适，一年后，当牟宗三得知自己的书稿在大名鼎鼎的胡适那里，便前去索回。胡适对牟宗三说，书写的不错，但是研究方法不对，他觉得《易经》里并没有某宗三讲的那些道理。
牟宗三说：“我将易经是当做中国的一种新而上学看，那不能不是一种自然哲学。
听了这个年轻人的话，胡适幽默的说：“原来你是讲形而上学的！”
牟宗三说了声“谢谢”走出胡适的办公室，，回道宿舍，心里压着一把火，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对自己研究易经的方法做了辩说。有些话很冲很直接。
牟宗三后来认为，从那时起，自己就把胡适给得罪了。
青年牟宗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坚定的学术立场在这件看似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上表现无遗，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牟宗三更认定了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对于《易经》的深入研读让牟宗三的视野日益扩大，思想逐渐成熟起来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当时正在西方流行的文化与学问，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罗素和怀特海感到特别亲切。不过，在这两人中，牟宗三最喜欢的还是怀特海，他认为“我所以能有宇宙论之兴趣，就易经而彰羲和之传统，全该归功于怀特海”，
正因如此，大学本科期间，除了对《易经》特别倾心之外，对怀特海的著作也潜心研读，虽然喜欢怀特海，但是牟宗三也看到了他和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精神的不同，牟宗三认为，怀特海的哲学虽有美感，但“那只是一种模式，而我之时代，我之生命，则是一种超越的智慧。”正因为发现了怀特海与自身所处的不足，牟宗三并没有将全部精力放在他身上，而是有所侧重，有所思考，在广泛涉猎中西哲学中，寻找出自己的理想模式。这为今后其在新儒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学识基础。
儒音凡录
牟宗三出生于山东栖霞县一个叫牟家瞳的小村子。虽说自牟先生的祖父起，其家是耕读传家的普通农人，但其先祖在当地也称得上是望族。自栖霞牟氏始祖“名宦公”牟敬祖以来，经十九世，或出仕或赢取功名，或以进士出身而居官位，乃至坐拥万亩山林土地的大地主算来不下二十个。在小小的栖霞可谓一时无两。
怀特海：1861年2月15日出生于英国的肯特郡。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过程哲学”的创始人。1947年12月30日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逝世。
起于“狮子吼”的新儒学生命
1932年的冬天，还是普通学生的牟宗三被北大教授邓高镜邀请参加了在中央公园举办的茶会。一同参会的还有林宰平、汤用彤等名教授。
几位教授有说有笑，牟宗三则在一旁吃瓜子。这个时候，一个头戴瓜皮帽，看起来病怏怏的人在寒风瑟瑟中缓步走来。这个人就是熊十力先生。牟宗三自顾自的吃着瓜子，也没听清他们这几个大教授都在说些什么，突然，他看到熊十力先生猛地一拍桌子，很严肃的大声说道：“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扯淡。”
听闻此言，几位教授只是呵呵一笑，而当时年轻的牟宗三却被震撼了。心想，这位先生真是不同凡响，一点都不客气，很是凶猛。在牟宗三看来，熊十力先生的那一声大叫就像是一声狮子吼，让牟宗三振聋发聩，当晚，牟宗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
这次机会难得的茶会，让牟宗三意外的结识了新儒学的开山鼻祖熊十力先生，也彻底被熊十力的魅力所征服。这次茶会对于牟宗三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意识到前方还有一个自己未曾企及的境界，对于他来说，这种境界有着改变自己人生的力量。他要去努力达到这一境界，去追求他所说的“超越的前景”。而在牟宗三看来，正是这一“超越”，让他找到了与熊十力相投契的所在。在熊十力先生的身上，牟宗三不仅找到了学问的出路，也看到了一个高山仰止的人品。
在牟宗三看来，熊十力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儒者，热爱生命，热爱真理，不虚伪，不矫情，恩怨分明，敢怒敢骂。当时在北大有一股不好的风气，就是教授们都喜欢讨好学生，不敢教训学生，而熊十力先生则不然，他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对于犯错的学生绝不轻饶，这也让很多学生对他敬而远之，但是牟宗三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恭恭敬敬地向熊十力学习，他知道，熊十力先生的性情和学问是值得他一辈子学习的。
不过，对于熊十力先生新儒学的学问更为深入了解则来自一次对话。
一次，冯友兰回访熊十力。那时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熊十力便和冯友兰谈这本书的得失，说：“我的这个观点你肯定是不赞成的，你的观点我也不同意。你说良知是个假定，这怎么可以说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需要直下直觉，直下肯定。”
冯友兰不置可否。
这让牟宗三感到很震惊，在当时，熊十力先生所说的“良知是真实，是呈现”的这一观点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牟宗三说是让自己的觉悟提升到了宋明儒学的层次，熊十力与冯友兰关于“良知”的讨论所折射出的问题，也成为牟宗三一生所探求的儒学真意的核心。
自茶会一面之后，牟宗三就经常出入于熊先生的门庭，虚心求救，认真研读，成为熊十力先生的关门弟子。在熊十力先生的影响下，牟宗三于个人性情和儒家学问越加精进，他身上原本就卓尔不群的傲气、傲骨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善恶分明的学问生命。日后，虽国事维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个人命运起伏不定，终不改其终生志向，这种志向后来牟宗三认为是熊十力先生为其开启的，熊十力先生给了他一个新的生命，一如牟宗三所说：“熊先生给了我生命的生命，道路的道路。”
这这种“生命的生命，道路的道路”的指引下，牟宗三发现了中国儒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使命，他要借助中国固有的思想来开拓出儒学的新生气来。牟宗三的这一志向很为熊十力先生所肯定，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
熊十力先生十分喜爱自己的这一得意门生，在艰难的岁月多次向他伸出援手，使漂泊无着的牟宗三有了立足之地，牟宗三也毕恭毕敬的师事于熊先生，继承熊先生的事业，使熊十力等第一代新儒家开创的儒学复兴之路有了传人，并使之有了长足的发展。
多年后，当牟宗三回忆起自己的恩师时，这样说道：“熊先生一生，将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振起来，指明个人生命的道路，国家生命的道路，文化生命的道路。熊先生的恢复儒家传统，使我终有所成，实为熊先生开出了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