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回顾这一世纪的许多变化，一定也会注意到，除了民主多元化及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面貌之外，整个世界的国际化也许是最值得令人注目的。
由于交通与通讯的进步，我们的地球相对地缩小了，同时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却渐形重要，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间，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地球村”的概念似乎慢慢在成形，而我们也一步步地走向“生活在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境界。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确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人口暴增、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与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与环境的恶化，已变成高度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最近，大气平流层的臭氧被人造的氟氯化碳破坏引起了世人高度关注。一向被认为非常安定而对健康无害的氟氯化碳，没想到扩散到平流层，被紫外光分解而产生氯原子之后，竟给臭氧层带来这么大的问题。直到最近一直没人会想象到南极的平流层在冬天竟会产生巨大的“臭氧洞”。幸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与呼吁，10年前世界上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共同签署了“蒙特利尔公约”，大量减少氟氯化碳的产生与使用，情形已不再继续恶化。不过如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恢复臭氧层防止紫外光渗透的功能，我们还得要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排放氟氯化碳，目前留在大气中的这些化合物，也要等到四五十年后才会消失掉。相对于平流层的臭氧在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免受紫外线的破坏，在对流层也就是在地平面上经由氧化氮的光化学催化产生的臭氧，对人体的健康却有很大的害处。最近的测量已显示，在工业化的北半球，已经围绕着地球形成了一环。臭氧的问题与酸雨及二氧化碳等气体促成的温室效应都是超越国界的问题，只靠世界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国际化之后，还有一件值得大家关心的事，是世界各地不同的疾病可能很快地传染到全球各地。每天繁忙的飞机载满了旅客与货物飞越海洋与大陆到世界各地时，导致疾病的微生物、细菌与病毒也不可能局限于某地区。况且我们还得记住，人类是无时无刻不与这些小东西的演化在竞争。从演化的观点看，有较长生命周期的人类不一定占有优势，微生物、细菌与病毒的生命周期往往是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且暴露在辐射或化合物环境下时，很容易引起突变。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会发现我们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以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权衡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
但是，另一件似乎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承受得了这种负担吗？最近，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
1997年12月在京都召开的有关全球温室效应的会议中，曾有了些共识。工业化国家将努力在201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少5.2个百分点，这虽是很好的起点，但欧美国家的往回走，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也就跟着冻结，如果在2010年地球上60多亿的人口，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全部达到工业化国家1990年的水准，那么我们的地球确实是承受不了的，温室效应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以汽车与摩天大楼为象征，是发展中的国家人民最羡慕也最想追赶的目标。于是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有些进步，伴随着高楼大厦而来的是交通的阻塞与空气的污染。我们必须认清楚美国人口虽只占全球人口的5%，他们却在消耗着全球30%以上的能源。
1997年京都的会议似乎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两件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我们的地球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开发，也不可能无限地吸收人类生活产生的种种污染；第二个信息是从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说，在将来到2010年时，必须转回到过去1990年的标准，这不也告诉我们，工业化国家走过的路似乎走过了头，的确不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的许多共同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加大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发展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如果大家认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的这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得学会常常把全球的利益挂在心上，为此着想，为此行动。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几百年来，人类累积的科学知识是全人类自由分享的，现在的科学家们大都也坚信科学研究所得的知识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目前的社会里，当有人把累积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并把它应用到社会性的生产后，它就成为经济竞争中的基础与利器。知识产权与专利的保护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知识的分享便止于所谓“竞争前的技术”，而完全不适用于“有竞争力的技术”。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确有它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科学知识的探求及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彼此之间很大的矛盾。可是最近我们却看到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科学发展与技术的时差是越来越短了。有关汽车的科学研究到市场上销售也许花了好几十年时间，电子计算机花了5年，但微处理机却只花了18个月。在某些科学领域里，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应用之间如何划分。
当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密切后，到底“分享”或“不分享”，不但在技术、在社会生产的应用上，甚至科学的研究本身都产生很大的矛盾。如果有些国家投入很多心血为人类累积很多宝贵的知识，而另一些国家却只专注把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以便取得经济上的优势，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慢慢地，科学研究的投资便相对减少，或更集中在对本国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虽然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公开而自由的经济竞争与充分保护知识财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在这么高度国际化的地球村里，是否能在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发展与分享上，找出更合理的方式，使国际间盲目的经济竞争带来的负面因素转化为人类永续发展所需要的共同合作与努力。
其实人类目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可以经由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来解决的。当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要应用一些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的知识，这也正是为什么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我们必须解决“科学”与“技术”之间或是“分享”与“不分享”之间的矛盾，而让科学与技术更有效地促成人类社会的进步。可是，我们也应该体验到科学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的，科技的急速发展带动的全球性经济，却也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
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的确会把我们带入所谓没有国界的社会，但这并不表示，不同地区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立刻就会消失殆尽。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与宗教是我们的世界这么多彩多姿的重要原因。它不会，也不该从世界上急速地消失。另外，我们也知道，建立全球共同的文化与语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发展与孕育。所以，当我们的地球相对地变小而不同人民之间的接触变得更为频繁的时候，到底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是否正如Huntingtong教授所说的，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甚或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完全看到底世界上各地的人民能否学会了解、欣赏并尊重各地不同的文化传统，并能更有效地彼此沟通。这的确也是我们透过教育，教导年轻的下一代，使他们能成为地球村好公民的重要方向。
为了面对21世纪带给我们的挑战，好好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最重要的议题。在民主多元化、高度科技化与国际化的世界里，我们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更多数学与科学的知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好发挥。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提升年轻人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教育每一个年轻人，使他们成为地球村的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急速变换的世界里，实现他们人生的理想。
我们应该也了解到，在急速转变的世界里，许多长久以来认为最好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在社会结构改变后可能已不是可行的路。例如，以家庭教育来说，它在培养年轻人的道德、人品、生活习惯与待人处世方面，的确不是学校教育所能取代的。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教育家们一再提醒的，但是随着农业社会慢慢地走入工业社会，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里，家庭从竹园里居住的大家庭，变成都市里住在小公寓里的小家庭之后，往往不是年轻人能够好好成长的良好环境。年轻人的成长不但需要常向年长的人学习，也需要与年长的人相处，学会照顾别人、帮助别人的习惯与能力。社会结构的改变带来的家庭问题，不是社会贤达呼吁家庭价值或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便能解决的。我倒是非常赞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第一夫人的观点，“培养一个小孩是整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叫做‘别人的小孩’”。在农业社会里，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也许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大家庭”或是几个大家庭所构架的小村庄，但是工业社会的小家庭已不是完美的小单元，我们应该把社区当作基本的结构，而好好地来营造它，只有在强壮而健康的社区里，被父母忽略的小孩或是破碎家庭的小孩，才有好好成长的机会。
我希望，以上的一些讨论能让各位了解，21世纪的确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各地的人需要像一家人一样，一同生活，一同工作。在这地球村里，终于体会到我们生活的地球，无论空间、能量抑或天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样的觉醒对人类永续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需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将会是人类新纪元的开始。我也相信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将不再使“武力”成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但是如果取代军事竞争的是各地区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那么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分享之间的矛盾，或民族国家的狂热与合理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将得不到解决，科学与技术将继续成为一个国家压迫另一个国家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立足在自己生活的土地，放眼世界，努力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推动科学的研究与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大量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结合在一起，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合理地分享有限的天然资源与发展的技术，地球村的形成才能真正落实。
这些是我们要面对的新世纪的挑战，我希望居住在亚洲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奋斗，勇敢地接受这种挑战。
中国第二步改革发展战略/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崇尚自由经济的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频频造访中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欢迎。而在1988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关注，他就是始终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先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斯蒂格利茨曾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年的历程。中国制定自己的战略，追寻自己的目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在庆祝贵校100周年的业绩之时，我们也应该庆祝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两亿人口摆脱贫困；人均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8%；从1970年起，人均寿命提高10岁。我们需要将上述成就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将有助于我了解这些成就的显著之处。在低收入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国家。从1978-1995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占到所有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近2／3，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之初只占低收入国家GDP的1／4，人口却占低收入国家人口的40%。同样显著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涉及的地区非常广泛。当我们对中国30个省份在同一时期的收入增长分别进行衡量时，我们发现其中有20个省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