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1)
正视我们视而不见的事实，会发现事实的重现让人震惊、兴奋、矛盾。原来历史上最好的地方制度出自汉朝，原来唐代的繁盛之下有巨大的隐患，原来宋朝的国防竟可怜到了只能种树的地步……原来，历史细看之下，有说不完的大文章。
一 敦厚笃实的汉风
另一种形式的内阁
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严格来说要到秦汉。秦以前，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小国家经济上独立，也以子孙相传。到了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所辖的各地方，也不是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从秦汉讲起，而秦代只是汉代的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的延续。所以钱穆将汉代作为中国政治史的开端。
秦以后，中国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皇帝是这个组织里面的世袭领袖。为什么领袖要世袭，而不是像西方那样选举出来呢？钱穆将这个区别归因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希腊、罗马国土小，人口少。希腊所在的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多个国家。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因此他们的领袖，可由市民选举。他们所谓人民的公意，是有条件的。罗马以后，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
中国到秦、汉时，国家疆土已经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也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这样的条件下，推行近代所谓的民选制度就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难。
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而且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除了皇室一家世袭，政府里再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
不过在那时，皇室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开始凸现出来。皇室是不是等于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钱穆的研究结果是，“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按照这个观点来演进的。”
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先自问，对于钱穆的这段评说，我们能信几分。毕竟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究竟读了多少历史材料，还是就看了一些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便相信皇帝是高高在上、决定一切的权威。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不妨听一听钱穆的说法，毕竟他比我们更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
汉代当时，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的秘书是“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前五尚只管皇帝私人饮食起居，尚书是管文书的。可以看到，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逐渐变大。
由十三曹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它的权力和管辖范围要比皇帝的尚书大得多。钱穆从这十三曹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这是有道理的。因而可以说，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
“丞”在说文解字中是“副”、“贰”之意；“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而又叫做“宰相”，是因为“宰”象征封建贵族家庭最重要的祭祀。秦、汉统一，“化家为国”，皇帝的宰相也就变成了政治领袖。也正因如此，秦汉时代的宰相，既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皇帝的家务。管不过来，就在御史大夫之下，设一个御史中丞，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来管理皇宫的一切事物。这样说到底，皇室的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皇帝有什么事，交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
九卿，指的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以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也是二千石。
九卿当中最能体现皇权和相权的就是大司农和少府。这两卿都是管财政经济的，田赋收入是国家的大头，由大司农管，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工商业的税收，海盐、山矿，当时属于小头，由少府管，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的私臣，都隶属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国家公事。
封建时代，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也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这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只剩了皇室一家，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原来宰相不过是家庭的管家，到秦汉则是政府的领袖了。
历史注脚：
十三曹
汉代宰相的秘书处叫做 “十三曹”。这十三曹分别是：西曹，管府史署用；东曹，管理二千石的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户曹，管理祭祀农桑；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词曹，管理词讼，属于民事部分；法曹，掌邮驿科程，像现在的交通部；尉曹，管理曹运，清代有漕运总督；贼曹，管盗贼；决曹，管理判罪，这两曹所管属于刑事方面；兵曹，管兵役；金曹，管货币盐铁；仓曹，管仓谷；黄阁，相当于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
三公九卿
三公九卿是汉代中央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除了军事之外，不过问它事；御史大夫管监察，负责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相当于副丞相。按照汉代习惯，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转正”升任为丞相。这也就是说，三公之中丞相最有政治权力。
弹性皇权，理想照不进现实
钱穆坚持认为，从汉代的政府设置来说，皇权与相权是分开的，皇室和政府也是分开的，丞相代表的政府权力高于一切。但中国一向更看重不成文的法，凡事不讲求具体，只要一个大概就行了。不像现代的西方国家，明文规定皇帝私人不能过问首相的事。这可以说是一种长处，因为可以随机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万一碰着一个能干且有雄心的皇帝，好大喜功，宰相的权力便会被侵夺。
汉武帝雄才大略，宰相的空间便被大大压缩了。外朝的九卿，直接听令于内廷。这样一来，皇帝的私人秘书尚书的权力就大了。
汉武帝临死时，太子早夭，他要把皇位传给小儿子昭帝。于是先把昭帝的母亲处死，防止皇后摄政。但幼帝还是需要人来辅佐，以前皇室由宰相管，汉武帝连宰相的事都管了，宰相也就很难预闻到宫内事。于是武帝临死时，派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是皇家亲戚，有资格作为皇宫的代表人。但照理，宰相早就是皇帝的副官，现在武帝在跳开宰相，在皇宫里另设一个大司马大将军来帮皇帝的忙，如是就变成外有宰相，内有大司马大将军。这样一来，皇宫和朝廷就容易发生冲突。当时有外廷、内朝之分，外廷由宰相统治，大司法大将军霍光辅政，是内朝领袖。
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做皇帝，没几天又废了昌邑王，另立汉宣帝。废立皇帝之时，霍光代表皇室召集九卿开会，有人说该请宰相参加。霍光说，这是皇帝家事，用不着丞相政府领袖参加，我们只议定请示皇太后就行了。
霍光的一番话，初看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他把皇位继承当作皇室私事，政府就不用过问了。但是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所以在高后四年，曾有一诏书，说皇帝久病不可管理天下，命群臣公议替代的新皇帝。吕后虽专权横肆，但并没说立皇帝的事情不要问朝廷。
皇帝世袭，是政府法理规定。若遇皇帝无嗣及其他变化，仍该按照政府意见公议决定。但这也是一种不成文的法，所以霍光得以趁机下手。而且霍光虽然说着政府领袖不必预闻皇帝的事情，但是他仍要召集其他政府大僚来公议所立，霍光也是情有所怯，并不敢全违背当时的传统。
尚书原先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内廷诸职，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皇室又另有一个代表人霍光，他不让外面的宰相知道皇室的事，却代表皇室来过问政府的事。这样一来，皇室的权力超越在政府之上，国家的命运可谓悬于一线。所以后来汉宣帝把霍氏权柄削减，恢复旧制，仍由御史中丞来管领尚书。这样又回到了御史中丞透过御史大夫，而达到宰相，内廷与外朝声气相通，大司马大将军便没有实权了，霍家也就没落了。
钱穆认为由此可推见，汉代的制度，在皇帝与宰相、皇室与政府之间，确实是有一番斟酌的。虽然没有硬性规定“皇帝绝对不许预闻政治”，但这也并不是大失错。而且若要皇帝决不预闻政府事，那宰相的任命便成问题。当时既不能有民选皇帝，也一时不能有代表民意的国会来监督政府，这是历史条件所限。于是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宰相之间，不免发生许多微妙的关系。
汉武帝自己雄才大略，他独揽权政尚不要紧，但是他死后，须替后代小皇帝着想，于是设一位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问题也就跟着出来了。汉宣帝以下，霍光虽然倒下了，结果仍有大司马大将军外戚辅政，内廷权重、外朝权轻，于是有王莽代汉而兴，王莽就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而掌握大权的。到东汉光武帝，以史为鉴，因怕大权旁落，便皇帝自己亲自掌管朝政，于是的尚书地位又日渐加重。
东汉初年，光武帝索性把政权全操在自己手里，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皇帝的秘书尚书手里了，所以后人批评光武帝有事无政。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也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这样一来，出一个好皇帝便好，出了一个不中用的皇帝，没有一套坚固的政治组织来支撑政事，政治就没有了保障。
历史注脚：
大司空与大司马
三公是宰相、太尉、御史大夫，后来因有大司马大将军，所以又把此三公变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三职，一个公管领三个卿。在西汉时，本想凭借这个改革来调和大司马与宰相之间的冲突的，但结果大司空完全变成外朝官，大司马却依然代表皇室。从前御史大夫通过御史中丞管得到宫廷，现在大司空管不到宫廷。不仅丞相改大司徒是失职，御史大夫改大司空也是失职，权重依然在大司马手里，这还是因为皇家和政府权限划分不清。
皇权独大
在明朝以前，皇权都要受到宰相的制约，但是明清两朝，原本的议事大臣变成了“奴才”，皇权独大，所有的政治好坏都寄托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出了明君便好，出了昏君则国家遭殃。因此钱穆特别憎恶清朝的统治。
为官先做读书郎
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从哪里来？什么人才可以做宰相、御史大夫？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在古代封建社会，一切世袭。天子之子做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夫，血统来解决问题。但到秦汉，世袭制度已经不存在了，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成为新领导班子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除却贵族世袭，首先想到军人政治。谁有兵权谁就掌政，汉代不然。其次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入仕，汉代又不然。到汉武帝以后，官员的选拔制度才趋于定型。
武帝时候已经有了太学，就像现在的国立大学。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甲乙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属于九卿中光禄勋下面的皇宫侍卫。一般来说，郎官都是二千石官的子侄后辈。他们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等到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派。这样，官职虽不是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仕途仍然被贵族团体所垄断。
汉武帝时定制，太学毕业考试甲等的就得为郎，这样一来郎官里面便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都是贵族子弟。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也就是地方长官的掾属，辅佐地方官行政。
汉代地方长官太守、县令都需要由中央统一委派，但郡县的掾属，必须是本地人。譬如北京市的人，不能当北京市的市长；但北京市政府市长以下的一切官，也是就汉代所称的掾属，绝对要用北京本地人。长官决定谁来做他的掾属，这叫做“辟属”。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是由皇帝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由宰相自己辟用。此外各卫门首长以下，全是吏，全由各衙门首长自己任用。如果一个会稽郡的太学生考了乙等，他便回到会稽，指定由郡县政府试用，这所谓“补吏”。补郎与补吏，是太学生毕业后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