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8)
历史上，“省”是衙门名，不是地域名。三省六部中的“省”，就是指的官职。在元代有行省长官，是中央官亲自降临到地方的一种职位。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而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成为中央宰相府的连锁或者分店。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是流动的中央政府。也就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行省，但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
元代的这种行省设置，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近代，还可以依稀找见这种想法的证据。
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面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这样一来，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果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都在安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钱穆说这样的划分行省的办法，就是给你这一半，割去那一半。这样便令全国各省都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既不能统一反抗，也很难单独反抗。这就是元代以来的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明代地方行政首长最高一级的官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那又是名不正，言不顺。钱穆考证说，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不该称为司。但是到了清代，沿袭明代称了省。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这里“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
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钱穆说“这更是无意义”，因为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是不能混淆的，后来果然为此误事。
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是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混合笼统来称，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这样传下来，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叫满洲，这更不妥。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但也不全是行政区域。
一般人不注意这些，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这种不合理的称呼，来混淆视听。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片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帮助溥仪在建立伪满州政府，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实际上东三省与满洲明明就是两回事。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给行省证明，在清代学者中也有人提到过，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但是当时没有人附和。后来又说“本部十八省”，钱穆说这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怎么能说它不是中国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钱穆认为，连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都不好。“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的确，现在有的省份就想通过改名称来达到政治目的，钱穆并非杞人忧天。
“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历史注脚：
“省”是一个会意字。古人解释它从眉，从屮(chè)。甲骨文和小篆的字形，都像是眼睛在观察草。“省”和“盲”不一样。盲，由一个“亡”、一个“目”组成，即“无目”，眼睛失去了功能，什么也看不到。省，恰恰是因为有很好的眼力和判断，它知道该看外界的什么、该检查自身的什么，所以有所得有所不得，有所悟有所不悟。
唐朝的“道”
唐代开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唐初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如今，韩国的区域仍旧称为“道”，一都九道六广域，与唐朝的“道”相似。
无奈的八股考试
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到这里，八股文走过了四百多年，寿终正寝了。我们现在提到八股，便会想到它是钳制思想的工具，但是这套制度，在钱穆眼中是明朝时选拔人才的无奈之举。
考试与用人历来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唐代确定科举以来，宋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一直走到1902年。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比如一个山东人，先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这个人送到中央，这个人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了，就叫进士及第。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明代报考的人数多了，就分成几轮来考。第一轮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秀才。但这种“县学生”有名无实，因为并无正式的县学。第二轮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考中的俗称举人。比如范进中举，局势参加的第二轮复试赛了。每个省都有举人，这些举人再送到中央，进行第三轮会考，这叫会试。如果会试通过了，就叫做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这种分明的考试制度也让科举场中出现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难以翻身。“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
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灭了秀才举人当大官的希望。而上层的进士与翰林，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
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但是他进士散馆成绩好，就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考不上进士翰林的，即使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也还是没办法提升。这种制度重法不重人，也绝非无好处。好处之一，就是培养了实干型的人才。
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他们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渐渐都了解了。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肯定有大官做，他们也就可以安心努力。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等到政府需要人才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出人头地了。进士与翰林成了政府的人才储备资源。
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不能培养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影响就很大。
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并无什么深厚的基础。而在他进士留馆的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便逐渐打下了学问基础。等到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读读书，或到外省作主考官，旅行各地，接触民情风俗，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年，才正式当官任事。
钱穆评价说，明清两代，才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这是很好的制度。
但是明代考试制度里，又有一件最坏事，那就是八股文。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戕害人才的。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很死板，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
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唐代考试考律诗，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限定字句，讲究平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就不取。这种标准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演变到明代，就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八股文犹如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并不是封建的皇帝要愚民，但是人才最终被束缚在了这个八股里面。
历史注脚：
举人与进士
就名义论，举人和进士差不多。进士及第以后，还要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进士出身的前辈来教。进士在中央读书满三年，再进行最后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被翰林院录取了。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明代则极看重进士和翰林，学历不是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就包分配了。但是在明代，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
梁文道说八股文
都说八股文是一个坏东西，但是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中却为八股文说了“好话”。他认为八股文是一个考试用的东西，从考试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要你不能自由发挥，用命题作文的形式，大家同写一个题，而且规定大家用不同的结构去写的话，这就能分高低了。而且八股文是一种非常高难度的智力训练，首先你要把整个《四书》背的滚瓜烂熟，然后又要学懂里面各种对仗的句法，又要有各种严格的结构要去掌握它。
三百年明朝，不堪一击
除了宋代极顶可怜的国防，钱穆最同情的就是明末的军队。他用心描述了很多明兵在北方作战的情景，让人读来哭笑不得。
明代的兵制和唐代相似，只是在称呼上不同。大的兵区叫卫，小的兵区叫所。明代的卫所如同唐代的府。明太祖曾说：“吾养兵百万，要不废百姓一粒米。”用的就是卫所制度。当时设在一个府里的兵区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大约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八人为一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出兵打仗的时候，朝廷派一个将军指挥卫所军队。战事结束，军队回归卫所，将军也没了兵权。平时卫所军自给自足，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府兵制的升级版本。
读历史的时候，遇到清兵南下，总觉得明朝太弱了，怎么连满洲这个松花江外的小部落也打不赢？一个大国垮掉，并不是说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政府专制黑暗这样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话就能道出其中因缘的。从政治上来说，一项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难免会出毛病。明代有两三百年的太平，当初的制度便慢慢腐化，如同生命的新陈代谢一样。
两三百年的长时间，人们的精神也会放松下来。16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游历了大明国，带着很多惊讶和不解回到了欧洲，写了《中华大帝国史》，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明国人生活的情况：
中国人自称“大明（tame)人”。全国划分15个省，每省都要比我们所熟知的欧洲国家为大；中国境内有完好的道路网，使城镇相连。路面平整、宽阔，官道可容15人骑马并行。路旁商店林立，两侧绿树成荫，如同罗马时代的大道一样。有些城市有水道相连，好似威尼斯。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人富有建筑才能。一种用“白土”做成的方块（即砖）坚硬无比，只有用锄才能将其砸碎。一座座邸宅有如庄园；中国物产丰富。蔬菜种类远较西班牙为多。仅橘子就有三个品种，甜的、酸的和甜酸适度的。糖质地很好，非常洁白，价格也低廉。蚕丝色泽艳亮，质量超过西班牙格拉纳达的产品。中国农田管理得很好，没有一块荒弃的土地。一块块耕田错落有致，有如花园。……这是世界上最富饶、而物价又十分低廉的国家。
这样一个大明国的卫所制度本来不坏，明代也凭此建立了赫赫武功。后来国势隆盛，四境太平，一个兵一生都不见打仗，他们的身心都会松懈。而且动员打仗也是一件难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