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10)
钱穆批评政治上的秘密活动，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政治体制都是秘密的，便很难保障公益，很可能被暗箱操作。而满清八旗非中原之人，如果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其他人就要遭殃，毕竟中国不止一个满族，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被清人统治却不被信任，难免会产生抵御心理。这样的感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历史注脚：
清代秘密政治
清代的军机处设于雍正时，又叫做南书房，只是一间小屋。最初皇帝为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就变成了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军机处的军机大臣，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这样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清代与明朝的情况相似，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清朝不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
清代有无“尚方宝剑”
尚方是朝廷的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铸造君王的兵器等物，源于秦朝。可是尚方宝剑作为一个皇帝权威的象征还是朱元璋第一次开始的。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也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所以特别憎恨贪官污吏。他当了皇帝以后，在朝廷中设置了一个御史台，后来又改叫都察院，就是专门督查各地官员的机构。开始御史巡查的时候都是带着皇帝的书信，作为权威的象征，可是书信看起来难以代表王权。于是朱元璋就赐给出巡的御史宝剑，即尚方宝剑，以代表他的权威。关于清朝的影视剧中常说“尚方宝剑在此”，但其实尚方宝剑在清朝是没有的。
为满人而划的禁区
清代的地方官和明代一样，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而明代临时性的总督、巡抚，到了清代也成了常设官，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这是一种军事统制。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再到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总之，清代地方还不如明了。
我们所共知的八旗兵是国家的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汉人的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汉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是极少数。至于汉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造反的时候，才不得已用了曾国藩、左中棠、李鸿章，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大部分转到汉人手里。但是到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钱穆说清代政治，完全是部族的军事统治。
从上面这两个方面来看，清朝的臣民是不平等的，八旗子弟要高出汉人很多。但要说最不平等的，还是满族人划出的禁区。
清朝统治者修筑的标示禁区的柳条篱笆，被称作“柳条边”，又称“柳墙”、“条子边”。清初，大量汉族人到东北垦荒谋生，为了禁止汉人及其他民族迁入满族住地，封禁人参、貂皮、珍珠、鹿茸等名贵特产产地，保护满族人的特权、防止满族汉化，顺治至康熙初年，修筑了两道柳条边。一道长950余千米，称“盛京边墙”，也叫“老边”；另一道长345千米，因修筑时间晚，故称“新边”。
柳条边由边墙、边门、敌台、路台等组成。边墙有两种形式，即壕沟之后设两道土墙和两道壕沟之间夹一道土墙。墙上植有柳条，边门与一般城门相仿。敌台、路台仿明代建筑，间隔几里至十几里不等，沿线有驻军把守。到乾隆年间，柳条边已形同虚设，逐渐废弛。柳条边的遗迹，今只有少数地方，如辽宁义县附近的清河边门遗址的痕迹可见。
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汉人出关。满洲人本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一直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来也一直在中央的控制中。但是道了清代，统治者却把它划出去做为满洲人的禁地，不许汉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
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反清复明，后来自立为王，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
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清朝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人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直到光绪末年才开禁。
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新疆有大量的肥沃土地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不许汉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才松弛下来，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
“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钱穆特别指出的这一点，混淆了视听是小，耽误了国家统一是大。
历史注脚；
闯关东
现在大家熟知的闯关东，就是当年汉人入关的证据。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东北，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移民实边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制定《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各地农民前来新疆移民实边。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哈密营查报，从甘肃领票到新疆的回民，每月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络绎不绝。进入新疆的还有大批由山东、直隶远途而来的难民。此外，前被沙俄劫走的伊犁维、回农民亦陆续返回祖国，重新定居伊犁。清政府还以各种奖励方式助垦，诸如官司借耕具、物料，官司建村堡、房舍、仓储，安装土地的酸碱肥沃程度租借各种杂粮种子，规定盐菜银两以资津贴，合理拟定奖惩标准以示悬赏，减少税收等等。
可以说，在改革时期，清政府的许多举措都是十分有利于边疆大开发的，然而，后期的政策转变却直接导致了“移民实边”的失败。例如，铜金各矿的长年开采使一些矿无利可图，商办无人应募，“官办则设局招夫置器运粮，核计入不敷出”，于是政府强迫实行摊派的老办法，人们怨声载道，由此形成的一批官督商办的股份公司都如昙花一现，毫无建树。
太平天国，文盲的运动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主流的历史学家都对这场农民运动抱同情的态度，而钱穆与其说是同情太平天国，不如说是在嘲笑他们的无知。“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并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这就是天平天国之始。从1843年到1851年之间，洪秀全的势力迅速从广州蔓延到江南，并成了一个“天平天国”。
但是钱穆说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在制度上几乎没有丝毫的建树。比较像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的重要。对下层民众，太平天国想推行均田制度，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
论国名，钱穆说这名字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这是他们对西方基督教的肤浅模仿。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军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只因为这样一个国名，太违背历史传统。
而出现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国号，正因为这个集团里几乎没有读书人，钱穆说，“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
知识分子往往是反抗者的首领。于是清朝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有官做，许他们参加政治，并允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一面在招安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康熙、雍正年间，中国无言论自由、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之下，知识分子无力违抗。
另外，在康熙五十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是实际上，钱穆说这一规定并算不得仁政。因为从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明朝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清朝的政策，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这哪算得是仁政？
太平天国没有文化的另一个证据就是他们封王之类的闹剧。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在通俗演义里有，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就有点不恰当了。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被杀，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称号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这是钱穆的原话，而满洲人初兴，还能用汉族的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没有用知识分子。
另外，太平天国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在钱穆看来，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的围剿，洪、杨还是注定要失败。“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可以说当时的太平天国，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只可失败。
天国自称太平天囯，其中的“囯”，和一般的书写笔划不同，“囯”字里面是一个“王”，是指一个国家里有王在内；另外“天”字中的横划是上长下短。
可以说太平天国的粗鄙，是钱穆最不能同情的。而这种粗鄙之气，与唐宋的文雅决然不同，这还要“归功于”清朝的文化政策。清朝的卧碑立于顺治五年，就是控制言论的证明。有名的金圣叹，就因为犯了卧碑禁令而被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自古以来，只有清代不仅不许人讲话，连交流的自由都受到限制，更不用说教育和学习了。
历史注脚：
卧碑
清朝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三大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这方面，东西双方的现代史上有一个恰好相反的对比。
众说纷纭的太平天国运动
一百多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历经了几度大转折：
清政府自然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极尽污蔑之能事，太平天国的原始文献也多亡佚。清政府多不实之词，自然不在话下。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对太平天国热情称颂，所谓“反满先锋”“革命前驱”“神圣洪杨”“盗贼曾左”。1923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流于荒诞，但是影响很大。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太平天国百周年》社论，把太平天国定性为一场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此社论后来成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要指导思想。文革之前，有关太平天国的讨论比较自由，论文十分丰富。“文革”期间，首先是戚本禹发难，拿李秀成投降开刀，把历史学泛政治化。最典型的就是把洪秀全吹捧成反孔模范，洪秀全被神化，李秀成、石达开被完全否定。
“文革”结束以后，洪秀全反满的色彩被淡化，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开始对曾国藩的重新评价，太平天国也面临着被重新评价的问题，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分歧开始扩大，抑和扬的言论在史学界同时出现。
历史“为时所用”，“为政治所用”的功能，也都在这一件事情上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