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2)
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这时全国实施总动员，教育也随着抗战的要求调整。1938年7月28日，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的教育》训词，他说：“所以历史和地理的教育，实在是我们革命建国中心科目，不论在各级学校和公民教育上都应该特别注重。……使各级学生和国民对于我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将来都有坚决的自信。”，训词之后，教育部着手改编中小学语文、史地、常识诸科的教材。
不久，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就读到了蒋介石的训词《革命的教育》，他深受感动。当时他正在写《国史大纲》，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为抗战中的中国人加油打气。三年之后，钱穆撰文分析了历史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蒋介石的训词中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句话最让钱穆赞同。在钱穆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惟一的起码条件，就是诚心爱护中国，对国家民族的传统精神和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而这也正是历史、地理教育最大的任务。
身当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国史传统不易把握的困难更加凸现出来了。但是越是新的改进，越需要旧的认识。越是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越是能体会到国史需要重新整理和认识的必要。
在钱穆当时，凡是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只可惜绝大部分人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几乎无一不陷于浅薄。钱穆痛心地说：“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
当时，“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样的观点屡见于教科书。但钱穆说，这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但绝不是君主专制。因为如我们前面所分析过的，相权一直是皇权的制约，而知道近代，中国才没有了宰相。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这些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不是帝王轻易能摇动的。
“要吸收外面的养料，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但是钱穆生活的时期，有人笑林则徐是顽固糊涂，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说自己的不是。像这样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便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不知道中国的地理。秦汉之前，辽河流域就已经和中国有密切的关系了。直到明代，辽河两岸，全是明代疆土。满清入关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日本人把清代所称关东三叫做“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如果我们自己也不明白，跟着一起叫，只会让国土分裂。
歪曲历史来作一时的宣传要不得，但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历史叙述，更需要有识之士来澄清。历史教育，就是让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走上了一段病态的阶段。更不幸的是，中国史上的这一段顿挫时期，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狭路相逢”。当时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国忧国的时候，震惊于西洋势力，不免而对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甚至是轻蔑、诅骂。钱穆质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用何种力量团结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与强寇作殊死的抵抗？
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力量，本质是一种文化力量。如果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钱穆说历史教育的最重要责任，不在于向民众宣传爱国，而在于让人民重新尊重历史、尊重我们的前辈，尊重自己。
钱穆的这一番发自肺腑的历史教育探讨，对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仍有重要的意义。如近代人那般自卑、不承认传统的价值，这样的现象说明了当时的历史教育失职。而像今天这样一味说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却又不知道悠久的历史中究竟有什么东西，不也是一种历史教育的偏差？
历史注脚：
并非自大
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养成了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习惯。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从东汉初叶开始，下迄隋、唐，这六百多年里，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这六百年的时期，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秦汉开始，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从未断绝，佛教在中国已经本土化，伊斯兰教在中国也可以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这些都是我们乐于文化交流的证明。
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贤者的意见胜过多数人的意见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民主的观念，做什么事情都是领导说了算，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从历史来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却是没有什么民主选举、多党竞选之类的传统。
如果有一个事情争论不休，西方人可能会说“让我们投票吧”，但是拿到中国人手里，我们可能会说“让我们凭某某来说，看他觉得谁有道理。”而这个“某某”，一定是在大家眼中公认的德才兼备、读书知礼、断事公正的人，还常常是上了年纪的老者。像这样的人便可以称为“贤者”，贤者的意见，能让人心服口服。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向贤人求意见，或者是请贤者来决断。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墨家强调“尚贤”， 崇尚贤能，“能为上”，主张能者执政，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唯才是举，以能力选人。而儒家虽然提倡中庸，也以“德为上”，推崇道德上的贤人，为贤是用，见贤思齐。这从我们的乡饮酒礼的传统中就可以看出古人对贤者的格外尊重。
对评价人来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的传统就是重质不重量。因为我们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或者就能做出对多数有好处的判断。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一观念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极明显。当时国家的选举权，并不托付给社会一般民众，而直接由地方长官行使。既是一位贤长官，自能博采舆情，为国家选拔真才。这是选择这种选人方法的理论依据。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则属另一问题。又如唐制，中书舍人起草文件的时候，要分开来写，其他七八个人都要写，这称作“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位高权重的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在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加以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
我们这种推崇贤者、重视贤者的传统，源于在我们的观念中，贤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大部分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可以说无论是民主选举，还是求贤，都是为了让大部分人满意，达到理想的结果。西方人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可以保证团体利益的，而我们认为，有德有才的人的意见更能保证团体的利益。这两种观点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都有自己的产生依据和历史经验。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古人的这一套做法。
其实在的我们传统思想中，很多想法都和这种推崇贤者的观点有关。比如，我们特别强调要听长辈的话，要听家长的话，这种思想就是一种从贤思想的延伸。因为长辈和家长有更多的经验，他们帮我们做主，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有如，身为知识分子，或者身为家长，往往有一种帮国家考虑、帮子孙考虑的使命感。自认为是贤士君子的人，比常人更加关注国家、民生，这种使命感就是来源于我们对贤者有更多的期待。而家长往往总是以“为孩子好”为借口，剥夺孩子的决定权，因为我们相信长辈的判断更加有价值。
从我们的历史记载来说，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里，都有对贤者事迹的大量记载。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更多的是那些让人敬仰的贤士形象。纵然像叔齐伯夷这样的“无为”之人，也被司马迁放于《史记》列传之首，因为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一种高贵的谦逊、忠诚，是常人不能达到的境界。
老子有“不尚贤”之说，这更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有着尚贤的传统。在我们的社会中，多数人的声音不如一个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的声音有分量。而现在如此嘈杂的社会，太需要那种淳朴却又有真知灼见的声音。
历史注脚：
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是古时乡人聚会的时候，举行射礼之前的宴饮仪式。周代时，乡饮酒礼的主持人一般是卿大夫，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人”。仪式严格区分尊卑长幼，升降拜答，都有规定。当时，这种宴会也有举荐贤能之士的意义。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州县长官为贡士饯行的时候就要行乡饮酒礼。
不尚贤
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尚贤”的目的是指导人民，促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它对组织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开放自己走向世界，把向善推动到首位，所有的活动都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无所谓贤与不贤，也就无“贤”可尚了。老子的思想并非否定任人唯贤，而是说要让国家安定，就得让民心纯朴，要使民心纯朴，就得让民众不崇尚才智和地位，才会使民众不至于形成争强好胜之心。也不要让民众向往珍物稀宝，社会上才不会出现偷扒现象。更不要让民众产生贪欲之念，才不犯上作乱。这种想法是从根本上消除百姓的私欲，但是是很难达到的。
二 被忽略的另一种古人
士：异于世界任何民族的流品
通读了五千年的历史，钱穆的出一个结论：要说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有什么格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社会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没有。
在夏商流传到后世的传说中，那些从建筑工地、农场走到政坛最高位的人，都是士的代表，也是后世士人称赞的楷模。而中国社会上所谓的“士”，一般指出身普通民众，但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在文化传统上有特殊意义、特殊价值的人，古今第一士，要算孔子了。
孔子说“士志于道”，孟子说“士尚志”，也就是说士要忠诚于自己的志向。孔子所说的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之礼本来是古代贵族的事情，而到了孔子这里，经他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就推广成为平民也可以借此自我约束的一套完整体系，于是产生了一批士。
孔子称赞颜渊能用道。颜渊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在仕途上显山露水，以求完全自己所坚守的道，传于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也可以不仕。
孔子卒后，孔门弟子普遍蒙受社会各界的重视，然而却无一人获得上层政治的重用。孔门的再传弟子中，如子思、孟子、荀卿，也都有很大的名气，但也没有一人受上层政治的重用。儒家以下，诸子兴起，常说“非儒即墨”，墨子一时间也成为名人，但是墨翟和墨门弟子也都未受列国政治上层的重用。再看道家，庄周仅为宋国一漆园吏，而且也辞谢楚国，不肯为相。老子继起，著书五千言，也没有一个知名的弟子闻于后世。
战国虽然是士的势力膨胀爆发的时期，但是诸子聚徒讲学，自成一家，不论是开山宗师，还是后来的继承人物、在当时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的人，都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而在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在学术上又仅属第三四流了。那么所谓的士之流，在中国文化传统历史上的影响在哪里？
钱穆说，中国士流的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比如孟子笔下的那个许行，带着弟子亲自耕种田地，便引来陈良的门徒陈相等追随他。士在亲师尊师上的表现，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君王。所以在中国社会上，最受尊亲的，不是君而是师；不是朝廷上的红人，而是那些朝野之外的谋士。士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让政治上层明白，自己统治的社会下层中，有比自己更加值得尊贵的人，因此不敢把自己高高挂起。
如秦兵围赵，赵国存亡在即，为了自保不得不向秦国示弱。而鲁仲连在围城中，坚持反对帝秦，最后仲连惟有投东海而死。这样一个“白衣穷途之士”，跳海而死了，似乎对天下兴亡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赵国却因为仲连的举动，放弃了帝秦。
鲁仲连誓死不帝秦，他的名声扬于天下，但他死后，秦国还是成为天下霸主，鲁仲连的美名也依然存在。秦之后，士阶层逐渐开始在政治上得到重用，如荀卿门下的李斯，就身居秦国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