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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老故事,新想法 (5)

第六章 老故事,新想法 (5)

宋太祖时候,他要任命宰相赵普,但是没有原来的宰相签名就不行,最后商量了很久,才达成一致。宋代的相权比唐代要降抑。宋代的皇帝在颁布诏敕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

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的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历史上不在少数。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不再自己出主意。蔡京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不过纵然如此,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才能正式执行。

但宰相也不能是独裁宰相。

王安石当宰相时,要擢用一新官,负责起草命令的人不同意,把宰相手条退回了,自请辞职。宰相答应他辞职,第二第三个负责人照样把宰相手条退回。王安石固执己见,继续把这些负责起草人罢免,前后七八个,没有人肯为宰相正式起草,终于临时觅得一个代理官把此手续完成了。这并不是王安石写不出来,而是中国传统政治在法理上的职权规定。当时人都反对安石,王安石的新政也多半失败在他的刚愎自用的姿态上。

明代,明太祖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那就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当时实际情形,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

近代中国人,一面高唱要模仿西方法治精神,一面又崇拜西方的所谓变法事业,于是高捧王安石和张居正,认为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大政治家,而把当时反对方面全骂为黑暗守旧顽固。钱穆认为,这样的评价不公允,因为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破坏了政府职权划分的人,说到底,他们没有建立好、维护好一个可以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

清代政治真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以及政治习惯,还是在当时庞大的政治组织中存在,使满清政权,也不能把以往传统全都推翻。因此还有许多不能由清帝专制来推动行使。满清尚且不是近代人所说的黑暗万恶的封建腐朽社会,更何况以前还有着宰相政府的朝代呢。

历史注脚:

真正的封建社会

在钱穆看来,要说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除了元,清代是第二个。清代内阁大学士闲置了,把皇帝办公厅改移到皇宫内部南书房军机处。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而这在历代都是不可能的,政事必须要公议才能执行。清代把封驳权取消了,等于皇帝独大,这才是封建的专制。

王安石的负面影响

林语堂在写《苏东坡传》的时候,提到了宋朝的御史台和谏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但他们自认为应当随时向皇上直言政策的得失,而一般来说,皇帝也自认为应该接受这种监督和提醒。直到王安石铁腕变法,御史台的职员被大量裁减分配,破坏了监督组织的信心,人们反对变法的心声才日盛起来。也就是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又回到不谈国事的状态中去研究学问了。

最懂政治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政治才能实应远超于外国人之上。

这是钱穆先生在总结中国的传统政治时下的短语。这不是盲目地夸耀,什么懂政治和懂音乐、懂种田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只是我们的民族性格使然。也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想不关心政治都难。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伦理,不仅要求我们在家孝顺父母,更大的伦理,应该是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也在这大伦理当中。我们这样一个大统一的国家,可以直传四千年直至今天,其中有多少政治思想可以说,有多少农民起义、忠臣殉国的典故可以讲。但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个几十年中,我们今天所最看不起的,便是自己的传统政治。

我们历史上没有专门的纯理论的政治书,但是我们有《唐六典》这样的史书。书中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这本书成为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另一本即是《唐六典》。但是《周礼》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是一种纯理想政府,也可以说是一部理想的宪法。而《唐六典》一书,是对唐玄宗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的记载。将政治理想全部制度化,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只见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的政治天才,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而排列开来。

只由《周礼》而演进到《唐六典》,这一步骤,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极大的进步。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地产生。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来空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决无是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人注重政治,并不在于写了多少的政治理想。上层的官员都不爱写理论书,下层的平民就更不在这上面花心思了。我们关注政治的方式,来自于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

中国人政治意识之强,不仅表现在对社会体制的探讨,各阶层的人士学而优则仕,走上从政的道路这种观点上,还在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广大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

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一饮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体生动的样式和内容,在中国的衣食住行、节日喜庆、休闲娱乐、日用器物,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的理想和主张。

东汉的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衣服的概念,认为是圣人制作衣服,不仅是为了防寒蔽体,更重要的是“表德劝善,别尊卑也。”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历代礼制所规范,赋以涵义,成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皇亲贵戚、官员士大夫、农民工商,穿靴戴帽都有明文规定,在戏曲舞台上演员的着装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宁穿破,不穿错”,这种思想,也是政治嗅觉使然。

从理发梳头到国家大事,联系它们的就是一种政治头脑。政治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小事。

再比如说故宫建筑群,其中就有很大的政治学问。以宫城、内城、外城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带,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临天下,左祖右社;东西两侧建筑物对称分布,由近及远形成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围绕紫禁城中轴线建筑,其高度和规模按等级循序递减。这种左右对称、高低有序的组合,实际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种东西南北四向所构成的封闭院落,以厅堂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严整,这种布局体现的是家长制中尊卑有别,贵贱分明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四合院从形式到内容,也是封建家庭伦理的展示。

一部《红楼梦》,人人读出各自的道理,有人将它阐释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书,也属微型的政治小说。日常的生活,总是被赋予了太多的教化意义,而政治意义,更是其中之首。对于一个国土面积如此广大的统一国家来说,如果政教做的不到位,便很难维持一个持续的大一统的局面。

历史注脚:

头发政治

明代男子常见的发型是将头发盘在头顶,蒙上巾帕,称之为“一统天下”;清代男子与此相反,在头上剃去四周的头发,留下中间,梳成一条辫子,垂于脑后,寓意“削平四周,留守中原”。赵武灵王因为推行胡服骑射,而遭遇杀身之祸;明清易代之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斗争演变成一场民族矛盾。

过于敏感的政治头脑

美国拍了动画片《功夫熊猫》,有人就用常见的“政治头脑”去解读这部作品的寓意。认为主角熊猫是在暗喻中国无疑。片中的熊猫人高马大憨态可掬,是一只鸭子的儿子,仔细想想,这只熊猫就像现在的中国,幅员辽阔(庞大身躯),有着光荣的传统和历史(功夫大师的美梦),精神空虚(传统和信仰的迷失),碌碌无为(只能做世界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这种分析方式,只可做为大家娱乐的话题,不能当真,不然就该说我们的政治头脑冲淡了我们的幽默细胞了。

科考,大国的选举方式

为庆祝18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18世纪流行欧洲的“中国热”的一个片段。

在略微了解了中国的思想之后,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和孔子相比,荷马简直就是一个糊涂蛋。“中国热”不仅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大寿贵族的拥戴,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也受到西方的好评。在官僚制度方面,欧洲当时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制,到18世纪,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文官制度为平民进入政坛提供了理想的蓝本。

早在17世纪之初,西方传教士们就发现了科举制度的优越之处。经过他们的介绍,欧洲的知识界开始对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中国,即便是农夫的儿子,都有希望当上总督甚至宰相。这并不是他们的误解,我们的科举制,的确可以让草民变成宰相,钱穆总结说,科举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选举方式。

选举最早出现在汉代。汉代有举孝廉之说。本来所谓孝廉,一种是孝子,另一种是廉吏,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如是则孝廉不分,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后来又因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中国政权,也就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从此以后,无论选举或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的人参加。

一个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组成的政府,可以说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迈进政府的希望。但是汉代的选举制,还不是一个完善的选举制度。

一是汉代察举的权力在地方长官,不在地方民众。长官营私舞弊,不顾地方民意,推选私人是有可能的。选举了送到中央,如何分发,悉听中央命令。二是古代社会,读书机会就不易得。书本不像现在这样普通,读书求学,有绝大限制。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无异封建传袭的贵族。

但是到了唐代,一是做官之人都要参加考试,减少了权贵荫庇的比例,二是印刷术的改进使书本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到宋代更是学术平民化、艺术平民化,人人都可以读书。这便把汉代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可以说中国的科举考试,就是从众多的读书人当中公平选择优秀的人来做官了。

科举制动唐代正式定型以来,一共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它的意义钱穆总结成三项:

一是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因此制度,政府才能由全国各地所选拔出的贤才共同组织,这便是一种直接民权,一种由社会直接参加政府之权。

二是消融社会阶级。因考试是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考试内容单纯,可不受私家经济限制。寒苦子弟,皆有应考可能。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融结。按年开科,不断新陈代谢。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的特殊阶级出现,科举制度也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促进政治统一。自汉到清末,无论选举考试,永远采取分区定额制度,使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永远得平均参加政府。自宋代规定三年一贡以来,直到清末,每历三年必有大批应举人,从全国各地向中央集合。不仅政府与社会因此而声气相通,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也有了一种相接触相融洽的机会,不仅在政治上增添向心力,更在文化上增添调协力。而边远地区,更增添了观摩、刺激向上的活力。

科举制度在实施方面,也有种种缺点、流弊,而历年以来,也在不断变通。八股可以说是科举制当中变通之后的极端,不可取,但是也应该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有一套思想在支撑,有无数人的心血,科举仅是其中之一。正确地对待科举制度,便也是在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历史。

历史注脚:

文人进官场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试选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典型的状元郎毕沅

“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这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状元之一毕沅的母亲写给孩子的《训子诗》。毕沅幼年丧父,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作诗54句270言,叮嘱儿子要为官谨慎。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这个状元郎很快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官至一品。毕沅的这条从文坛到政坛的路,正代表了古代文人的一条理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