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用西法练兵的问题上，督办军务处几个权要之间是有争议的。翁同龢想要洋人汉纳根为清政府练兵十万，背后有光绪皇帝的坚决支持；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藻虽然不同意这个方案，但拿不出更好的方法，又慑于光绪皇帝的威势，只好模棱两可，依违其间；荣禄背后代表是慈禧太后，她不同意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交给外人，荣禄有慈禧做后台，所以敢于反对翁同龢极力主张的用汉纳根练兵的方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895年7月，袁世凯进京，开始对督办军务处的三位重臣展开游说活动。
袁世凯一到京师，首先拜访了翁同龢。在袁世凯看来，翁同龢两朝帝师，又深为光绪皇帝所倚重，对李鸿章不满，自己要想得到编练新军的权力，就必须获得他的同意。实际上，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为朝鲜问题，对袁世凯并不陌生。袁世凯初次拜见翁同龢，翁对他印象并不太好，在当天日记中对他的评语是，“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因而，后来在督办军务处讨论是否委任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时，翁同龢并不表示同意意见。但袁世凯不是畏难退却的人。他坚持不懈，仍然不断拜访翁同龢，终于扭转了翁对他的不良印象。据翁氏9月29日的日记记载：“袁慰亭来辞，谈洋务事，点心去。此人不滑，可任也。”
据历史记载，甲午战争后，袁世凯因李鸿章已经无权，决定另投权贵。这时，翁同龢正是最红的时候，他想要为翁同龢做点贡献，以为进身之阶。有一天，袁去看李。对他说道：“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李鸿章这时已经70多岁，在一般人，早就想要衣锦还乡了。可是李鸿章没等袁世凯说完，就将桌子一拍，厉声喊道：住口！慰亭（袁世凯的字），“尔乃来替翁叔平（即翁同龢）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袁世凯看李鸿章对他发了火，唯唯而去，十分狼狈。他走后，李鸿章对幕友们说：袁世凯真是小人，他过去受我奖植，才有今日。现翁叔平方得权用事，他又极力巴结，要我乞休开缺，替翁作成一个协办，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
至于李鸿藻，既然是以清流派领袖自居，袁世凯自然不敢贸然送礼。那么，袁世凯既然与李鸿藻并不相识，他又是怎样接近李鸿藻并博取其赏识的呢？
张国淦在其所撰《北洋述闻》一文中分析如下：
袁世凯甲午回国，中日开战，李鸿章仅令其与周馥同办转运，何以屡得特旨询问，督办军务处成立即派其创办新军呢？……其时北京所谓清流者，有南北两派。李鸿藻为北派清流首领，张之洞、张佩纶等为其中坚；翁同龢为南派清流首领，黄体芳、陈宝琛、吴大澂、王仁堪、邓承修等为其中坚。袁得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于是与其派系都有来往。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说：
“甲午中日之战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甚谓然，高阳（李鸿藻）力主之”。我曾面询陈，陈谓：“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后，袁就对李拜门，并和李鸿藻子焜瀛往还极密，通过种种关系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所以他首先推荐袁督练新建陆军，这完全出自爱才之意。”
徐世昌当时在翰林院任修撰，是主战的清流派中的一员，李鸿藻则是翰林院掌院学士，于徐世昌有师生之谊，又是清流派的领袖。徐世昌早年落拓时，袁世凯曾经帮助过他，二人由此结为好友。袁有所求，徐自是义不容辞。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是李鸿藻任河南学政时的得意门生，袁即以这层关系“拜门”，自称“小门生”，而李鸿藻按辈分也就成了“太老师”。袁世凯深谙李鸿藻这个老夫子的心理，故意再加上一顶高帽，称其为“太老夫子”，把此老抬到了孔夫子的高度，而李鸿藻居然也就舒舒服服地入了圈套。这样，袁世凯不仅以谦恭博得了李鸿藻的好感，而且还可一下子撇开官场上下级之间通常的拘谨，以通家子弟的方式畅所欲言。从袁世凯打通李鸿藻门路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笼络人心的技巧已堪称炉火纯青。
但袁世凯的手段还不仅止于此，他通过徐世昌在北京的关系了解到李鸿藻正在鼓动清流派弹劾李鸿章在战争中处置不力。于是，以他对李鸿章的了解，将光绪壬午后李鸿章对日交涉如何软弱、两次调回吴长庆军队如何失算、与伊藤博文在天津所订条约如何错误，及本人在朝鲜因中国军队之撤回对日交涉及对朝鲜处置如何困难、李鸿章如何掣肘，并将最近四个月中往来文电摘要抄录缮成小册数十份，呈送北京要人。袁世凯的这种落井下石的手段，确实使李鸿章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张謇、徐世昌弹劾李鸿章的材料，与1895年7月李鸿章的被褫职直督，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不仅如此，早在前线戎马倥偬之际，袁世凯还曾经毛遂自荐，多次向李鸿藻上书，详细报告了前线的战事情况及自己的一些想法。
1895年5月，战事刚刚结束，袁世凯马上回到天津，再次迫不及待地向李鸿藻上书，向李鸿藻详细分析了甲午战争中国方面失败的原因并报告了他的关于整顿旧军、编练新军的一些计划。
袁世凯的陈词慷慨激昂：
此次兵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饬。并饬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木子：《袁世凯权术阴谋奸雄之道》，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这个报告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袁世凯的根本建军思想。只是此时他还不通晓西式兵典，并没有急于贸然进京求见而已。
对于袁世凯的投靠做法和练兵建议，李鸿藻表示欣赏和赞许。李鸿藻认为袁世凯“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如果畀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因此，在小站练兵的问题上，李鸿藻不仅将袁世凯推荐给荣禄，而且极力保荐。
关于袁世凯如何结识结遇于荣禄，则起码有四种说法。
一种是王伯恭《蜷庐随笔》的说法：
（袁）于是招致幕友，租住于嵩云草堂，日夕翻译撰写兵书十二卷，以效法西洋为主。书成，无术进献，念当时朝廷的权贵中，惟有相国荣禄，深结主上的知遇，言听计从。然而素昧生平，没有途径结交。探听到八旗老辈中有个叫豫师的，最为荣禄所信仰，又探听到豫师与阎敬铭相国最相得，而阎既为路闰生的入室弟子，又有姻亲关系，非路氏开口不足以说动他。因此想到路氏子弟有在淮安作官的，家也在淮安，而项城（即袁世凯）的妹夫张香谷，系汉仙中丞之子，家也在淮安，必与路氏熟悉。于是托香谷以恭敬的礼节和丰厚的赀财请路辛甫北来，在自己的幕府中作为上等客人。由辛甫以见阎文介，由文介以见豫师，有豫师以见荣文忠，层递纳交，果为荣文忠所赏识，项城于是执礼为荣相国的门生。
一种是《容庵弟子记》的记载：
当时军机大臣为翁相国同龢、李相国鸿藻、荣相国禄。而李相国尤其赞赏袁公，认为袁公出于世代将门之家，娴熟军事战略，如果特令他训练一支军队，必能矫正中国绿营、巡防营的弊端。屡次进言于朝廷；荣相国也赞同他的建议，嘱咐袁公有空时拟订训练西洋操典的各种办法送上来。袁公亲手缮写数千言，其主要内容则是步军操典训练方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第三种说法是根据袁世凯给其兄袁世敦的信中内容：
正当朝廷因绿营不足为恃，急欲编练新军，从北洋试办入手，荣中堂正在物色人物。弟恰好拜见（他），即蒙（他）详细询问最新外国兵制，我就以德国陆军制度详细回答他。中堂甚为欣赏我的回答，随即告诉了李爵帅（即李鸿藻）说：“袁某对于军事上的新学识深有心得，赋予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于是共同保奏，就受到（皇上的）召见，奏对称旨。奉旨派为北洋练兵大臣。
第四种说法是袁世凯走了李莲英的门路。
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走门路，又恰恰地遇上了阮忠枢，并且是阮忠枢帮了他的大忙。因为这时候，袁世凯正在努力争取训练新军的事情。他在京办这个差事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做家庭教师。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也就是通过阮忠枢的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交情。不但如此，袁世凯还通过李莲英结交上了当时的权臣加宠臣荣禄。这样，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慈禧太后很快地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袁世凯在此期间与其兄袁世敦的书信中曾说过：“正在查傺无聊时，忽遇契友阮君斗瞻（忠枢）愿做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据此可知，袁世凯进身荣禄，是经由李莲英作媒介的。
实际上，荣禄之所以欣赏袁世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胡燏棻虽在小站编练了近5000新军，但胡燏棻出身翰林，是个文人，并无带兵的实际经验，不是荣禄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而袁世凯则有帮助朝鲜王室练兵的资历，其实际经验、见识和对西方军事的了解都明显要高于胡燏棻一大截，又正适年富力强、上进心极强之时候，是荣禄心目中的合适人选。二是荣禄在外省任职数年，重返中枢，又刚刚被授予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的职衔，亟需罗致一批得力的人才为己所用。袁世凯既由自己信得过的老友李鸿藻推荐，又对西法练兵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办事干练之名，加上积极投靠自己，缘此种种因素，荣禄也就乐于援引举荐，把袁网罗到自己的帐下。
由于遍结朝中重臣，袁世凯的仕途又变得柳暗花明。
在督办军务处的几个负责人的推荐下，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并于当日下旨，让袁世凯留在督办军务处供王大臣差委。这个差事，使袁世凯有了接触中枢政要的宝贵机会。袁世凯办差之余，一面遵荣禄所嘱，聚集幕友翻译、研究和撰写西方国家的兵书，拟订西法练兵的计划和章程；一面在京城继续奔走，结交权贵和各方面的人物。
1895年10月，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光绪皇帝下旨，将胡燏棻改调督造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他加紧编练新军。
经过千辛万苦，袁世凯终于把握住了机会，紧紧地抓住了创建新军的领导权，为他日后的腾达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的谋官成功术，是晚清官场的一个特例。但正因为是个特例，就更值得读者做一番考察和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