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闽浙总督颜伯焘因失厦门革职，回原籍广东时，途经漳州，扛夫搬运箱笼什物多至六七百人，一连10天才过完。颜伯焘的差役、轿夫、家属、舆马仆从近3000人，漳州官员招待酒席400余桌。颜伯焘的祖父做过巡抚，父亲做过总督，是一个三代封疆大吏世家，丢了官，没有丢财物，罢官后满载而归。漳州官员接待5天，接待费就花去了1万多两银子，再住下去实在负担不起，后来还是通过和颜伯焘的心腹亲军营黄守备换帖结拜，又送了50两银子，这样才好不容易让颜伯焘和随从起程离去。
同治年间，湖广总督官文遭弹劾后免职，回京时，银子太多，无法装运带走，于是就地连开9个当铺。官文死后，几个儿子急于抢分家财，竟秘不发丧，等把当铺分定后才发丧。四川总督宝兴退休时，宦囊丰富，此公嗜好收藏鼻烟壶，据说，有48箱之多。死后子孙也忙于争夺遗产，将这个生前只知贪污纳贿的老儿几天不曾发丧。
地方官吏敛财无度，京师之地的官员们也照样不甘落后。
吃印结费就是其中一种。地方买官后需要入京引见者很多，吏部为了防止弄虚作假，就规定了凡引见者必须有同乡京官出具保结，保证文书叫结，又必须盖上各部大印，这就是印结。要盖印就得出钱，这种“创收”就成为京曹的外快。各部因此成立印结局，专门管理这项业务。印结费不断涨价，甚至高出买官费用几倍，京曹们此时可以大饱私囊了。京城的中央各部院官员常常给本省来京到吏部领凭照官员出具甘结（证明），加盖本衙门大印，收取结费，收费时往往讨价还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郑孝胥在办印结时，印结单写明收740余两，往返讨价还价，最后以5557两成交。各部轮流带领官员陛见皇帝，本属分内职责，但被引见者也必须交出不菲的引见费。郑孝胥为见皇帝一面，就被迫交了引见费70余两。
翰林院是有名的穷衙门，翰林们清苦难耐，如大旱仰望甘霖一样期望获得一次考差。据晚清行情，三年能得一次主考、副主考的差使，可供考官一家10年之资。连续获得差使就是“红翰林”，否则，就是“黑翰林”。如果能得到三年一任的学政差使，稍微节俭花费甚至可供全家终身生活费用。
部费也是京曹们得到的好处费。管理文武官员的吏兵两部收取补缺费、保奖费；各省报销，户、兵、工三部收报销费；刑部虽无收入，在取消刑罚笞杖以下皆收罚款，于是摊派各州县，每年也能收不少银子。翰林院聘用一名俄国教习，就令各省上交学费，大省500两，小省400两。这些都经奏请朝廷批准，成了政府公开则例。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25页。
这种情况，就为一些具有野心而又颇具才具的官员提供了钻营蹿升的机会。清末，官场达人袁世凯深谙官场三昧，他十分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晚清社会，近代的法制和规章没有建立起来，儒家的道德理念破灭了，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树立起来。一切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袁世凯统帅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中，一个道德上的宵小之辈往往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着先鞭，摇而不坠。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早已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金钱孝敬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在谄事荣禄的同时，袁世凯对庆亲王奕劻也一直按时馈赠，以金钱为媒介，袁世凯与奕劻一拍即合，从此奕劻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
袁世凯对于宫廷的供奉，可谓无微不至。早在两宫逃亡之时，袁世凯就一马当先，率先敬献贡品，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银26万两。三天后，即8月31日，又进献中秋贡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面、凤尾菜、各项羊皮外，还另献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不仅如此，他还把民绅募捐救灾的款子不讲来历用途，也一并呈送慈禧太后，并且建议慈禧太后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户借贷。他又电告各省督抚，请求他们赶紧将应该解送的京饷，尽快押赴行在，俨然以清廷的“粮台”自任。在任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外，还通过贿赂宫内太监头目李莲英等了解慈禧太后嗜好所需，诸如慈禧太后不喜欢中国古董，喜欢西洋玩艺儿等等。所以宫中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都是袁世凯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在金钱的作用下，天津直隶总督署的电话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袁世凯所揣测，他因此轻易地迎合流弊，取悦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太后偶然说翠饰以菠菜绿镯最佳，李莲英立刻将此消息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遂购入一副敬献，色泽甚嘉，慈禧太后知是袁世凯所献，偶于召对之余提及，颇加奖许。
为了贿赂朝中权贵，袁世凯甚至还和北洋某些大员和商人集资在北京开办了“临记洋行”，它的经理是直隶巡警道杨以德之弟杨以俭。“临记洋行”设在西交民巷东路北。这个洋行的重要“买卖”，就是在进行贸易的幌子下，为袁世凯集团联络走动北京权贵的专门机关。洋行每日与奕劻王府、皇宫内监、权贵通电话，报告有何种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见机行事，为袁等北洋人物办理贿赂事宜。
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马宾廷等清廷内部的重要角色都纳入到北洋集团的奥援范围内，致使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一书中，在述及袁世凯为人豪爽、慷慨、大方时说：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自其少时，即好为游荡。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顷刻而尽。后继得位，益顾盼恣睢。有炙手可热之势。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必至珍错，杂以西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其横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用之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故小人皆乐为效。
袁世凯用金钱运动交结奕劻一事，很能说明问题。
胡思敬说：“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进贿动辄三四十万。”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也说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以前，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其时庆王（指奕劻）为外务部领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凯之所馈赠，并不能满庆王之欲。庆王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慈禧太后不许。但照病势推算，恐怕不能长久于人世。于是有庆王入军机的消息，为袁世凯所闻，即派其办事能手杨士琦赉银十万两送给庆王。庆王见了十万两银子的一张银号的票子，初疑为眼花，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巧妙，他说：‘袁宫保（指袁世凯）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侍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听了就不再客气。不多几时，荣禄死了，庆王继任。入军机之后，杨士琦话说的并不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满语称夫人为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庆王的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袁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那就完全依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而又过之。”
袁世凯先后向奕劻行贿多少，这是无法统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袁世凯向奕劻行贿的数目是极为巨大的。奕劻代替荣禄主持军机仅一年，就发生了御史弹劾奕劻案。此案说明了奕劻受贿数额的巨大，也从反面证明了袁世凯的出手大方。
以金钱为桥梁，袁世凯接通了奕劻这一在中央政府的领衔人物。他在奕劻身上下注的巨额本钱，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奕劻虽贵为王爷，权势重为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练兵大臣，但因早年穷困经历，在心里留下了缺乏安全感的毛病，因此，他终生以多捞银票为增加自己安全感的砝码，自然就不能不成为袁世凯夹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为其所利用，所驱策。
由于被袁世凯用金钱所收买，袁世凯向奕劻推荐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时，奕劻甚至主动让袁世凯推荐人才。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指出：“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中写道：“西后唯一宠臣荣禄死后，奕劻代为军机领袖，权势日盛。其人贪碌而好贷，袁世凯倾心结纳，馈遗甚丰，并与其子载振结昆弟交，奕劻奉为谋主，甘居傀儡。庆、袁之交既固，世凯遂遥制朝政，为有清一代权力最伟之直隶总督焉。东三省实行省制，主之者世凯，意在扩张势力，所谓大北洋主义也。丁未（1907年）三月，徐世昌简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地位冠于各督。奉、吉、黑三省巡抚则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皆出袁荐，东陲天府，悉为北洋附庸，固见世凯后眷之隆。而奕劻之为袁尽力，自尤匪鲜。”
在金钱力量的驱动下，奕劻完全为袁世凯所用。由于只要袁世凯向奕劻推荐谁，谁就可以被提拔重用，所以，一时间依附于袁世凯者门庭若市，袁世凯为了扩大自己的团体势力，对前来投靠者一概结纳。这是清末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奕劻看来，他与袁世凯的权钱交易还是很成功的。毕竟，奕劻早年家境贫寒，过怕了受穷的日子。入驻军机领袖后，奕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迅速过上了真正王公贵族应该拥有的享乐生活。尽管有人骂他是第二个和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就历史资料记载来看，奕劻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1任由袁世凯安插自己的亲信。结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重要职位上，遍布了袁世凯集团的力量。这是造成后来袁世凯力量尾大不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支持袁世凯练军办校，造成了国家之兵为将有、将为袁有的局面。
3与袁世凯联手，搞掉了一心保护大清江山的后清流势力如瞿鸿禨等辈。
4以害怕北洋军起来造反为由，软中带硬地反对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
5武昌起义发生后，全力说服清室让袁世凯出山收拾时局，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又发挥他的金钱攻势，内外兼下，最终夺得了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说：“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薨。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载沣弟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袁世凯、奕劻这样典型的官员们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的恶行要了大清王朝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