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朝鲜“三·一”运动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朝鲜变本加厉地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朝鲜各阶层人民不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爱国斗争。1919年1月22日，传出被日本废黜和长期幽禁的朝鲜国王李熙被毒死在德寿宫的消息，激怒了各阶层群众，成为爆发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甲午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对朝鲜的“保护权”。李熙于1896年被封为朝鲜王，次年又被封为韩国皇帝，年号光武。其实，日本人只不过做个样子给世人看罢了，他们的目的是让李熙充当日本的傀儡。不过，李熙这个韩国皇帝的确胸怀大志，他见日本实际已做上了太上皇，心里很不自在，便暗地里联络欧美势力，企图摆脱儿皇帝的处境。
1905年，日本与俄国又交起火来，李熙乘机活动，争取朝鲜的独立。结果，俄国吃了败仗，寻求独立的李熙碰了壁，没办法，只好逃到俄国大使馆里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还是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李熙气得吐血，被监视在深宫里，不准外出，他整天唉声叹气。
时隔不久，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李熙得知这一消息后转忧为喜，暗派一个密使前往海牙，在万国和平会议上呼吁国际舆论帮助朝鲜废除日本的“监护”，恢复朝鲜的独立。日本驻朝鲜总督谷川得知密使是李熙派出的，恼羞成怒，领兵冲进宫来，一把将李熙推下皇帝宝座，下令废掉李熙的皇位，另扶一个叫李拓的太子来做儿皇帝。
被废的李熙被关在德寿宫。从那时起，李熙在德寿宫整整被幽禁了12年。李熙在德寿宫里的生活也还不错，身边照样有宫女侍候。每天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就端坐在佛堂之上诵经念佛。诵经之后，宫女会依照惯例奉上一杯中国的红茶给他喝。李熙平日最喜欢喝红茶。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赢得了胜利。亚洲各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土耳其基马尔发动革命；埃及发生华夫脱运动；与朝鲜毗邻的中国，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日本见此局势不禁着了慌，担心朝鲜也为独立而乘机闹事。谷川想，李熙虽然被关在高墙深宫里，可他在朝鲜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活着的神像。再说李熙本人也天天梦想复国，若是时局一变，他肯定又是朝鲜反对日本统治的一面旗帜。于是，日本决定把李熙这个心腹之患除掉。
1月4日晚，吃过晚饭的李熙又在佛堂上诵经，一个宫女像往常一样向他敬奉一盏红茶。李熙恰巧此刻口干，顺手接过茶饮了一大口。正想夸红茶清香，忽觉肚中绞痛难忍，捧腹乱叫，倒在地上翻滚。宫女大惊失色，冲出门连声叫喊救驾。
可是，未等宫中太医赶到，李熙已七窍流血身亡。过了一会儿，日本监护、医生和宪兵已出现在宫中，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似的。日本宪兵称李熙是得急病死的，并当即拘捕宫里所有的朝鲜官员、宫女和仆人。接着，他们对外发丧，宣称李熙因患脑溢血突然驾崩。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宣布，将在3月3日这天，依照日本礼仪，为李熙举行国葬。
李熙的真实死因，是蓄谋已久的日本政府下了毒手。日本特务利用李熙夜间喜用红茶的习惯，悄悄在茶中投下了剧毒砒霜。谷川自认为这事做得机密，决不会有他人知道隐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不出几日，日本毒害李熙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朝鲜。
李熙的被害使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受到深深的伤害，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斗争。
朝鲜天道教教主孙秉熙拍案而起，联络33位朝鲜民族代表，起草了《独立宣言书》。爱国学生举行反日大游行，声援孙秉熙，并与以他为首的代表们结成反日同盟。举国相约，在3月3日国葬之日，发起反日大示威。
2月8日这天。在日本的朝鲜留学生率先起事，在东京举行几千人大会，发表要求朝鲜独立的宣言。3月1日，反日斗争提前发动。成千上万的汉城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塔洞公园。汉城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赶来了，连边远山区的农民也驾着牛车或骑着毛驴蜂拥而来。学生领袖登上公园中心六角亭，面对人山人海，庄严宣读了《独立宣言书》。
集会过后，30万人民群众，高举着朝鲜国旗，挥舞着标语小旗，涌向大街。盛大的游行示威开始了。几十万人在长街上振臂高呼：“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日本强盗滚回去！”“朝鲜独立万岁！”游行的队伍像澎拜的潮水一般奔涌在汉城的大街小巷。日本设在汉城的统治机构顿时陷入瘫痪。
谷川见时局危急，急忙派大批驻朝的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前去镇压。赤手空拳的人民群众与日本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日本强盗用大刀砍、马鞭抽、绳索套，残忍至极。一个手举国旗的女学生无所畏惧地迎着日本宪兵的屠刀前进，宪兵砍了她举旗的右手，她不顾伤口的剧痛，用左手举起国旗，又挺身向前走。汉城“三·一”大游行震动了全国。
第二天，朝鲜各地兴起了停业、罢市、罢工、罢课和抵制日货的浪潮。许多地方愤怒的群众拿起自制的武器，冲进日本官厅，杀进日本公署的郡守衙门。一批日本官吏、亲日奸细和地方恶霸被就地处决。
自“三·一”大游行那日起，9个月中，有200万朝鲜民众参加了反日暴动。在这9个月里有上万名示威民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他们中有的被日本强盗用铁钉钉在十字架上斧劈刀砍，有的被全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但是，英勇的朝鲜人民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显示出了不屈的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朝鲜“三·一”运动是一场全民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虽然属于自发斗争，缺乏统一领导，加上力量对比悬殊，使它遭到失败，但它打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迫使日本不得不撤换总督，将“武断政治”改为“文化政治”，在经济上作出某些让步。经过“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工人阶级开始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汉城出现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共济会。以“三·一”运动为转折点，朝鲜开始进入工人阶级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
2.中国“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提出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侵夺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等要求，被列强所拒绝。在此情况下，中国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000余学生冲破阻挠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示威群众包围了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后火烧曹宅。
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学生爱国运动向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发展。6月3日后，军阀政府又逮捕爱国学生近4000人，激起全国各界更大愤怒。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
北洋政府面临全国空前规模的斗争，被迫于6月5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10日，又被迫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6月28日，军阀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从中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又是一次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所举起的1919年5月7日，“5·4”游行示威时被捕的学生获释返校受到热烈欢迎的场景。“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影响深远。它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3.印度民族解放斗争
在南亚，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国家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它提供了大量人力和资源，有150万人参战。它的军费负担在英帝国范围内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英国还迫使印度“自愿赠礼”，仅1917～1918年即达l.457亿英镑。大战结束后，殖民当局为供养军警，更将印度的军费负担从1918～1919年的7亿多卢比增加到1919～1920年的9亿多卢比。
1918～1919年印度农业歉收，发生大饥荒和流行病，有1200～1300万人丧生。英国资本家则在印度掠取巨额利润，垄断对外贸易。英印之间，英国垄断资本和印度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印度工农群众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
1919年3月18日，殖民当局颁布一项由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制定的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法案。该法案授予总督特别全权，可对认为有颠覆嫌疑的人加以逮捕、搜查，不经审讯予以监禁，被捕者不得请律师辩护，从而激起印度各阶层人民的抗议，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从3月30日起，德里及全国主要城市举行罢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撤回这一法案。英帝国主义为了扑灭席卷全印的群众抗议斗争，于4月13日印度新年，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对2万集会群众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当场有1200人被杀害，2000多人受伤。印度举国为之震惊，反帝斗争进一步高涨。在旁遮普省，人们焚烧政府机关和建筑物，与警察发生冲突，两天之内扩展到50个城市和地区。
工人罢工，农村骚动，超越了运动领导人、国大党主席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由于甘地下令制止，群众反帝斗争在4月18日暂时平息下来。
1920年3月，殖民政府发表关于阿姆利则事件的调查结果，为造成这一惨案的现场指挥人开脱罪责。这再次引起印度人民的极大不满。1920年上半年，工人罢工1200次，参加者150万人。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坚持1个多月的孟买20万纺织工人总罢工。
1920年秋，国大党通过甘地提出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规定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拒绝在法院和政府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普遍拒绝纳税，等等。
自此，全印广泛开展不合作运动，抵制1920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1921年2月的中央立法会议。殖民当局严厉镇压，自1921年11月至1922年3月，交法庭审判的政治犯19498人，其中15337人被判刑。
由于殖民地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合作运动越来越超出非暴力的界限。不少地方的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夺取粮食，拒绝缴纳地租。1922年2月，联合省的曹里曹拉村农民在游行中遭到警察阻挠，愤怒的农民袭击并烧毁警察所，有22名印度警察被烧死。国大党为此通过决议表示“遗憾”，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同年3月10日，殖民当局逮捕甘地，判处监禁6年。
印度工人运动仍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惶恐不安。
1929年3月20日夜，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各大城市逮捕了31名印度著名的工会领袖和1名英国记者。被捕者中有印度工会大会、红旗工会、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全印铁路工人联合会以及联合省、孟加拉省等地的工会联合会的著名领导人和活动家。他们之中有14名共产党人、9名工农党人及国大党人。
殖民当局把他们押解到德里东北一个远离工业中心的小镇密拉特进行审判。检察官依据刑法第121条甲款提出公诉，指控被捕者“图谋使国王丧失其对印度的统治”、“图谋借犯罪力量或迹近犯罪力量以颠覆印度政府”，证据是他们“煽动劳资对立”、“成立工农党、青年联盟、工会等”及“怂恿罢工”。高等法院审判官认为被告并无从事第121条所陈述的任何明显的非法行为，而检察官则宣称：“就本案而言，证明被告是否确曾有何行动是不必要的，只要能证明阴谋就够了。”殖民当局故意把这种没有证据的审判拖了3年半之久。
这期间，受审者进行了坚决抵抗，共产党人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主张，控诉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印度人民也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全印和各大工业中心城市都成立了辩护委员会，印度各地一再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国际进步舆论也纷纷声援受审者。
1933年1月当局宣布了判决：工会大会副主席、孟加拉省工农党书记摩柴发·阿马被判处终身徒刑。工会大会两位副书记、大印度半岛铁路工会组织书记、全印工农党书记及工会大会前理事等5人被判处12年徒刑。此外有3人被判处10年徒刑，最轻的为3年徒刑。这种宣判在国际上引起了愤慨和抗议，殖民当局被迫大大减轻了刑期。最后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1933年和1935年先后释放了被捕者。
关于这次审判，英国工党和工联大会在1933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承认：“整个审判和法院的一切情形，从法律观点来看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正确的，而是可耻地违背了法典。”
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宣布1月26日为独立日。1930年1月，在印度拉荷尔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中，以多数票赞成甘地提出的印度独立主张。大会并要求印度代表拒绝参加即将举行的伦敦印度会议，抵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并要求与会的印度人放弃在英国政府的公职。此外，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拒绝由印度承担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政治所造成的一切财政负担，大会要求为此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所有的财政负担，并认为要先解除这些负担，印度才能成为新而自由的印度。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由大会委任的一个委员会决定，25日在全印度举行示威。
1月30日甘地向英印总督提出废除食盐专营、保护关税、限制纺织品进口等11点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宣布开展新的运动即第二次不合作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