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寒门出英才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原苏联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养育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苏联元帅朱可夫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朱可夫学习成绩拔尖，另外由于他的嗓音很好，于是被吸收到了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因为正是这位老师引导自己热爱读书的。
1908年夏天，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为了谋生，他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一年之后就成了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亚历山大借书给他看，还常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有时他俩在一起读科学读物。
1914年，第一世界大战开始了。当时在沙俄的大力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市民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他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就找他最新交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而你呢，你为什么要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的发肿？如果你打仗后，变成残废回来，谁还要你呢？”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结果招来亚历山大一顿痛骂。无奈亚历山大只好独自一人上前线去了。
朱可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但战争的急剧恶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成为了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2.军旅生涯
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厢40个人。新兵们一路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地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尽管此时朱可夫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5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三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的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人们只知道骑兵驰骋在疆场时，威风凛凛，但没有多少人知道骑兵日常生活的艰苦。他们除了学习步兵的科目外，还要学习马术，学会使用马刀等冷兵器，每天还要刷三次马。与步兵相比，骑兵每天要早起一小时，晚睡一小时。最要命的算是乘马训练，在训练骑乘、乘技骑术和使用冷兵器时，每个人两条大腿都磨出了血，刚结了疤，又磨破了。每次训练后，马鞍上都血迹斑斑，可朱可夫十分坚强，不怕苦、不退缩。他每次训练都最认真、最刻苦。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在1916年春天，成绩优秀的士兵才能进教导队，朱可夫被选中了。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被分回骑兵第10师。当时第10师正驻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前往部队的。
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他们负了很重的伤急需治疗，但还要停下来为开往前线的部队让路，朱可夫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受。他还从伤员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有的说俄军装备落后，伙食很差，根本打不过敌人；有的说，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名声很坏，常常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士兵的死活；还有的说最高统帅部里有敌军奸细，这仗没法打。这些消息严重影响了朱可夫的情绪，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指挥员的一言一行，以及能否与士兵同甘共苦，对军心的凝聚是多么的重要。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和五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1918年夏季，红军扩大到20万人。这时的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的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1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的元帅伏龙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伏龙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和军人亲、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后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1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失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14旅第1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巴拉骑兵第7师第40团副团长。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39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2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鉴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4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骑兵第4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第二任师长是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
朱可夫到任之后，一方面大力解决部队的营房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肃军纪，重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早在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两年之内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朱可夫是机械化军队建设的最初参与者，1929年他担任团长的新编39团就是机械化团。他重视坦克部队的建设，并在以后的战役中应用坦克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
担任这样一个团长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机械部队一切都是新事物。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了这项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坦克是复杂的机器，使用坦克的部队对后勤、维修、操纵等细节都要特别注意。他下决心要培养一种严谨细致、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坦克兵作风。于是他要求，除了在车间、汽车房或是坦克停放场外，禁止任何人穿工装，在任何时候都始终要穿规定的制服。作战车辆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擦洗得干干净净，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这样。他还要求全团每个成员都必须把皮鞋擦得雪亮。
朱可夫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快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国内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成千上万名官兵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因而遭到判刑和杀害，其中一大半高级军事指挥官遇难。
朱可夫(右)元帅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在前线交谈。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成为大清洗中的幸存者。一方面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他的骑兵出身。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很少受株连。
朱可夫在大清洗中不仅没有被解职或遇害，反而得到了提升，担任了骑兵军长。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朱可夫逐渐保持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只把这些建议和设想，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5月，日军突然侵犯原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原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然而日军并没有因为形势变得对自己不利而罢休。1939年5月，再次爆发了敌对行动。日本人声称，七百名外蒙古牧民侵犯了哈勒欣河边界。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战役是对俄国实力的新的试探，同时包藏着日本对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和远东的领土野心。
日军为了集结兵力，着手提高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铁路线的运输能力，并开始修建一条与蒙古边界平行的从索伦到甘珠尔庙的新铁路。他们决定夺取哈勒欣河东岸的蒙古领土。河东岸这块地区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防守力量薄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哨所距边界12~18英里，而且附近没有蒙古正规军。根据互助条约驻在蒙古的红军第57特别军的部队，距这块可危的地区约300英里。日军立即投入紧张的训练。4月中，他派遣一支特遣队前往哈勒欣河绘制地形图。5月初，日军飞行员开始在蒙古领空进行侦察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