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说的“崇实黜华”就体现了他的态度：如果此人忠厚老实，那么即便悟性较差，也可以委以重任；反之，如果为人浮华颇有心机，即便有才华出众，也不予录用。用人虽然讲求兼收并蓄，但是，如果浮华之人和实诚之人处于同一军中，那么实诚者必然会遭到浮华者的排挤，这就违背了用人的初衷，也不利于整个军队作战力的提升。
曾国藩说：“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由于曾国藩的偏爱，湘军将领中口讷不能言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因朴实而受到曾国藩的赞扬。他认为邹伯韩 “任事当朴实可倚” ，就向郭嵩焘做了推荐。同样，尽管有才但因浮滑而被曾国藩撤换的人也不在少数。
主簿吴国佐胸怀大志，认为自己充任义字营管带是大材小用，一直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他刚愎自用，与张运兰的关系闹得很糟糕。开始时曾国藩也赞赏他的过人见识，但在给胡林翼的信中也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此，曾国藩多次劝导，希望能改变他的浮华习气。一次，曾国藩还亲自与他面谈，劝他“以脚踏实地，事事就平实上用功”，说见识高明的人，高明要像天那样宽广无私，明辨道理，平实要像大地一样，坚固扎实。后来又在信中劝导说：“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但是曾国藩的一再规劝并没有使得吴国佐浮华的毛病得以改正。
不久之后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溃不成军，损失惨重。曾国藩对他也已彻底失望，下令撤去吴国佐职务，令其回籍。而与他共事的张运兰，因为朴实，备受重用，官至福建按察使。
曾国藩在批文中写道：“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浮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
后来吴国佐又曾出来帮助左宗棠练湘军，左宗棠也发现了他的这个毛病，说：此君“此君读书太少，自信太过，颇有‘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之病。”后来也把他打发回去了。
浮华之人总是言过其实，自以为聪明，他人皆不在自己眼中。既轻敌，又不愿意认同与自己共事者的能力。他们野心勃勃，却无自知之明，既不甘居于人下，又缺少领导他人的见识与品质，这样的人不如不用。
驭下之道，宽严相济
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曾语良言
湘军之中，将领各有各的脾气，曾国藩把他们从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好顾体面以居后为耻之人，对于这类人要以勉励为主，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竭忠尽智；另一类人只计较锱铢小利，这类人太严了他们就会心生忌惮，太松了又会更加肆无忌惮，因此要以防范为主。
曾国藩说，对待那些虽然善于打仗但脾气暴烈的将领，应该两宽两方严。宽的地方是：花钱要慷慨大方，绝不计较，钱财充裕的时候，掷如粪土，钱财紧张的时候，哪怕自己过得很苦也将好处让给他；不要与他争功，遇有胜仗将功劳归于他，遇有升官的机会，将保举的机会给他。严的地方是：要与他有礼有节保持距离，给他写的信要简单，话不可多，情不可密；要是非分明，他和他的部下哪里做得不对的，坚决进行惩治。简而言之，就是在名和利问题上要宽，在是与非问题上要严。如果这四点都能够做到，那么就没有不可以相处的人了。
教训士兵时，曾国藩要求各级将领必须以父兄教子的方式，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结合其切身利害进行教育；培养军官时，曾国藩既保证给他们高额薪水，又承诺一旦立功就可以升迁。这样，在战斗中有功的中下级将领升迁得很快，像胡林翼那样才能卓越的高级将领，在几年间便被保举到了巡抚一级的位置，甚至超过了曾国藩本人的权位。对于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湘军官兵，曾国藩还向朝廷请示为他们建造忠祠，亲自为他们写记立传，歌功颂德，并厚待死者的家属。敢战者有优厚薪饷，立功者有光明前程，牺牲者有死后哀荣，正是这样周到的激励方式，让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当时唯一一支可以和太平天国抗衡的部队。
李鸿章回籍招募淮军，第一个看中的就是后来的淮军将领刘铭传，他自小身上就有一种霸气，为人狂妄，对此李鸿章也没有对策。因此，当曾国藩奉旨剿捻时，李鸿章就把刘铭传的淮勇“铭军”拨给了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一下刘铭传。
在“剿捻”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因矛盾发生了械斗。当时，陈国瑞看到刘铭传的部队配备有大量的洋枪洋炮，就率领兵士五百人闯进刘铭传的驻地，见人就杀，见枪就夺。刘铭传大怒之下也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围了起来，把他的兵士全部打死，然后把陈国瑞关了起来，一连饿了三天。
事后，两人在曾国藩面前争吵起来。曾国藩先把陈国瑞叫来，一件件地列举了陈国瑞以前所干的那些坏事，一下子就打消了他气焰，然后又表扬了他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希望他能振奋起来，不要自毁前程。接着，曾国藩又坐到他面前，很诚恳地和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规矩。对刘铭传则进行严厉斥责，声色俱厉，使他心生悸畏，但实际上并没有追究他的过失。
不久之后，陈国瑞又犯了老毛病，曾国藩知道后马上上奏，跟他算起了老账，并革去了他的帮办军务之职，剥去了他的黄马褂，暂时保留他的处州镇总兵之职，责令他戴罪立功，并告诉他如果再不听令，就要将他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这一软一硬，彻底降服了陈国瑞。陈国瑞乖乖地跑到曾国藩那里低头认错，从此老老实实地听从曾国藩的命令，再也不敢抗命不从。
能否让下属服从管理，不逾规矩，就要看领导者的水平了。不严则没有威信，过宽则不成章法，曾国藩洞察人情心态，当严则严，当宽则宽，这才能顺利地驾驭好各路将领，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又极具活力的湘军。
功成身退，眼前有路亦回头
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
将来遇有机缘，即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曾语良言
谁都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为学如此，修身亦如此。但是很多东西进一步也许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红楼梦》中有这么一句话：“眼前有路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
很多人只看到眼前依然有路可走，于是便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行而忘了收足，直到发现前方是绝路想要回头时，才发觉早已来不及了。那些眼前看似有路，但是能够克制自己选择功成身退者，才是有大智慧的人，曾国藩无疑就是。
攻下金陵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达到了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也被封为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当时湘军人物官居督抚位置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无不如奏所授。
当时湘乡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据说，此时湘军里很多人都希望拥立曾国藩起兵，对此曾国藩当中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依天照梅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以明心智。
另有一次，彭玉麟曾派人给曾国藩送了一张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看了之后脸色立变，急道：“不成话，不成话！”雪琴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纸咽到了肚里。
曾国藩和湘军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朝廷的猜忌与朝臣的妒忌随之而来。曾国藩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曾国藩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要在朝廷还没有向他动手之前，自己主动解决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痕迹不可大露。”
在攻克天京后，曾国藩采取了三条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朝廷之疑。一是奏请停解部分厘金；二是裁撤部分湘勇；三是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退却，曾国藩既缓和了自己与湘军将领、朝廷之间的关系，又确保了湘军的实力。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谴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他的意思是说：始终保持丰盈的状态，不若停止它；不停地磨砺锋芒，欲使之光锐，却难保其锋永久锐利；满屋的金银珠宝，很难永恒地守护住它；人富贵了就会产生骄奢淫逸的心理，反而容易犯错误。功成名遂则应隐退，此乃天理。他提醒人们功成名就、官显位赫后，人事会停滞，人心会倦怠，业绩也不会进展。应立即辞去高位，退而赋闲；否则，说不定会因芝麻小事而被问罪，遭到晚节不保的厄运。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既能功成名就，又能远灾避祸是修身处世的秘诀。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时世的盛衰和人生的沉浮也是如此，必须待时而动，顺其自然。这就意味着，为人处世要精通时务，懂得“激流勇进”和“急流勇退”的道理。历史上多的是韩信、文种这类因功高震主而身死魂灭的人，少的是鲁仲连、范蠡这种功成身退者。
鲁仲连本就是一个世外高人，暂且不论，而范蠡和曾国藩都是为人臣子，能够在权力面前保持着冷静和克制，才是现实生活中真正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