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龄特意换上便服，将官轿换成一顶小轿再单独去还这笔借款，很是低调。由于钱庄当初就将这笔五百两银子的款子当做一笔收不回来的死账，因此也没把胡雪岩代王有龄写的借据当一回事，不知随便扔到哪里去了，此时找遍了整个钱庄也未找到该借据。当张胖子将此情况如实相告后，王有龄二话没说，拿出该还的连本带息五百五十两银子，只要求对方写一个已经还清的收据，至于原来的借据，以后如果找到，销毁就是了。
这样一来，既挽回了胡雪岩的信誉，也没有让钱庄太过难堪。
胡雪岩即使身处绝境，依然为别人着想。他在家业败落之际，并不怕官府查抄，因为公款有典当行可以作抵，可以慢慢还。只是清理资产之前，私人的存款不知怎样才能偿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想到这一层，肩膀上就像有千斤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此看来，胡雪岩常说的那句“不能不为别人着想”的话，确实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冠冕之辞。
目光长远，方能占得先机
做生意怎样的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最要紧的是眼光。
——胡氏警训
“愚者赚今朝，智者赚明天。“人只生活在今天，钱也只能从今天来赚。但是成功的商人应该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只有比别人先看到蕴涵在未来的商机，才能够在未来成为现实之时捷足先登。一个人的世界是由自己的目光所及之处围成的，要想扩大自己的世界，把事业做到更高点，唯有先将自己的目光放长远。
胡雪岩说：“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至全国的生意。“
生意之所以有大有小，能力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坐井观天，没有怎么会有动力去施展自己的才干呢？胡雪岩说，“我胡某人之所以有今天，是由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这种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现的，需要的是非常的眼光和见识。
所以，胡雪岩才这样说：“做生意要将眼光放远，生意做得越大，目光就要放得越远。不要怕投资过大。只要能用在刀刃儿上，投资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做大生意，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下一省的生意；看得到一国，就能做下一国的生意；看得到国外，就能做下国外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可见，在胡雪岩的心里装的永远是在自己的领域开疆拓土，一切的条件和要求都是为此服务的。
海禁刚开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商人想到要与洋人去做生意。胡雪岩在做丝茧生意之初就与洋人打上了交道，还结识了洋行买办古应春。两个人一见如故，都看到了与洋人做生意的前景，决定用好这个场地。
胡雪岩在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意设立的上海采运局后，逐步与洋人打上了交道。他不仅筹借洋款还为左宗棠所办的福州船政局购买轮船机器，还采购了各种最先进的西洋的枪支弹药。而洋人看到左宗棠洋务方面的事务基本都由胡雪岩出面代理的，因此也就刻意地与他结交。
在与洋人交往过程中，胡雪岩总是不卑不亢，既不将清朝自诩为天朝上国而将洋人视为夷蛮，对他们趾高气扬，也不崇洋媚外，低声下气。在胡雪岩看来，他与洋人打交道也就是为了利益而已，所以他能够看到西方体制的好处，可以说与洋人做生意也使得他对中西方的差距比普通商人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曾说：“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胡雪岩对于中国官场的投靠也是出于对中国当时现实情况的认识而作出的无奈之举。
眼光决定事业的大小和成败。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根据他在洋场的生意往来为左宗棠借来了平定西北的军款，还帮忙建立了福州船政局，为国家培养海事人才作出了贡献。对他个人而言，他把自己的生意扩展到洋场之中，巩固了自己在商场上的地位。
拿得起更要放得下
生意人和钱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生意人更应该懂得，做生意的乐趣，应该是超脱于钱财之上，在利益得失、成功失败面前，应有一颗平常心，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胡氏警训
拿得起是一种能力，而放得下则是一种勇气和魄力。在生意场上，在做每一笔的时候，都会有风险，利益是和风险共同进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百战不败，但是在接受失败并且在失败之后重新站起，就是一种能力。因此，在商界追逐利益的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能够赢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输了，那么也要保持自己洒脱的风度。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在商海沉浮数十年，千锤百炼，也练出了他这种豁达的气度。
上海阜康钱庄曾经发生挤兑风潮，胡雪岩从各处的钱庄调配人力、物力、财力来到上海，苦苦支撑着局面。档手宓本常暗自来到宁波，打算向通裕、通泉这两家康钱庄在宁波的联号来筹集现银，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但是此时的宁波市面上也因为受时局动荡的影响，一片萧条，不仅没有能力接济阜康总号，甚至已经自身难保。通泉档手因不知如何应对而藏匿了起来，而通裕档手则自请封闭。宁波海关监督候补道瑞庆即命宁波知县派官兵查封通裕，同时给现任浙江藩台德馨发来电报，告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已经关门，并请转告这两家钱庄在杭州的东家即胡雪岩到宁波来料理相关事宜。
当时，挤兑风潮波及杭州，胡雪岩正在千方百计地想要保住杭州阜康钱庄的信誉的时候，得知了宁波的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倒闭的消息，真可谓是祸不单行。
浙江藩台德馨与胡雪岩有很深厚的交情，想要帮他渡过这一关，但是胡雪岩为朋友的情谊所感动。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次的风潮影响面太大，不是几十万两银子就能够解决的，这些银子并不能够挽回整个局面，一不小心反而可能累及德馨，因此，胡雪岩最后愿赌服输，下了壮士断臂的决心，那就是决定放弃维持通裕、通泉这些已经无法维持的商号，而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保全目前还可以正常营运的杭州阜康钱庄。
在这种败局已经注定的情况之下，精明的商人知道应该把精力放在如何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而不是瞻前顾后，拆了东墙补西墙，导致最后所有的墙都倒塌一地。胡雪岩对市场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他要做的不是把生意做大，而是先要保存最重要的力量，败而不倒。他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自己的精力过于分散。正因为他对得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放下通裕、通泉的时候虽然难免心疼，但是依然能够坦然处之。
宓本常在阜康钱庄倒闭后自杀身亡，胡雪岩却认为实在“犯不着”，因为人皆有失，只要生命在，所有的过错都来得及弥补。
“胜败兵家事不期。”不仅仅是打仗，做生意也是如此，一夜暴富者有之，坐吃山空千金散尽者亦有之。成功的商人首先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人，因此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面对挫折才能够依然保持自己潇洒的风度。拿得起、放得下叫做举重，拿得起、放不下就成了负重。负重之人就算惨淡经营，最后迎来的也很可能是更大的失败。而像胡雪岩那样，有了这种壮士断腕的气魄，那么处理接下来的事情的时候才不会被拖后腿，才能更为从容地去经营其他有希望的事情。
来往都是空，平安即是福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胡氏警训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胡雪岩的发家是以官场为依靠而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同时他也无形之中卷入了官场的斗争中。他虽然熟于商道，但是却不明白朝堂的斗争更为复杂。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介商人，只想通过官场来获取利益，但是却忽视了自己的力量。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由来已久，李鸿章就说“排左先治胡，倒左先倒胡”，左宗棠虽然忠勇为国，但是在官场斗争中还是比不上李鸿章。
丁日昌为了李鸿章而处心积虑地想整垮胡雪岩，潘五又为了丁日昌而火烧胡庆余堂。接着胡雪岩借外债、从中赚取利息差额之事爆发，发生了民众来钱庄挤兑的风潮。朝廷派刑部尚书文煜前来查封胡雪岩的财产，摘去他的顶戴花翎，把他所有资产折成银子偿还亏欠朝廷的银两。
文煜经过盘算，认为胡雪岩的家产刚好够抵朝廷的银两，因此也叹服说他是江南大侠。而他则看中了胡庆余堂，因为他在钱庄里的钱兑不出来了，这是胡雪岩欠他的。
芮瑾拿出珠宝首饰，成祥取出五十万两银子，都被文煜回绝了，因为他就是想要胡庆余堂。胡雪岩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胡雪岩在几十载中成就的荣华富贵瞬时烟消云散。他看到自己的心血一朝化为乌有，难免不痛惜，但是他也很坦然。他在商场上游走了那么久，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而且他自认为这件事情问心无愧：他赚取这个差额是为了国家，而并没有私吞银子。唯一的问题是，洋人也不甘心就此被人占了便宜，英国商人也会给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为自己出气。他曾说过，节气养不活人。一个人活着，光有气节是不够的，但是如果没有了气节也就与死无异了。自己并没有对不起国家，而丁日昌等人却是在为英国人赚取中国的钱，所以他自认为无愧于心。同时，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左宗棠也帮不上忙，只好听天由命。
胡雪岩是商人，他的家人和朋友向来只看到他在钱这个字上做文章，但是却没有看到他的另一面。他曾说：“我虽说精于商道，善于取巧，可从没有把钱当过性命。”
这也是肺腑之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在事实上，如果性命都难保了，要那万贯家产又有何用呢？他在洋债上赚取过大钱，如今倒在这里，也算是“败”得其所了。因此，他并不怨天尤人。而且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资产充公，既然想到了这一层，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剩下的事情尽可能地整理好。他在把胡庆余堂交给文煜后，挨家挨户给散户还钱，这是他一生行商之本。现在他已经不求利，只是为了心中的信念。
钱财本是身外物，胡雪岩说，必要的时候弃财保家。现在正是必要的时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以后未必能够再次崛起，但是至少生活还能继续，而且在这次的大变故中，胡雪岩更加体会出了梦谨等人对他的情义，那些姨太太中，除了罗四太太，别的都纷纷离他而去。他说：“商人为钱，钱能害命，我这一辈子，不怀念挥金如土之其日，而怀念少年时几文钱买烧饼，喝水酒之日。”可见他是知天乐命的，他的晚年虽然贫寒，却不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