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雇佣的中国佣人，让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最初的了解。虽然我们对他们总是不满意，但是他们确实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居住的时间越长，和中国人的接触也日益广泛，但我们与佣人相处时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因为佣人只代表部分个体而被推翻，反而得到了更加广泛的确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顺而不从，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矛盾，但也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一种特性。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在雇佣的佣人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厨师，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着全家的安宁。新到任的厨师，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对女主人的要求唯命是从，对家里的规矩也真诚地赞同。
女主人还不放心，特意告诫他，不要像前任厨师那样将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不按要求做，那是不能容忍的。对此，新厨师表示，无论有什么缺点，他都会改正，不会固执的。
女主人还告诉他，厨房是很讲究卫生的地方，不允许狗进来、不允许抽烟也不允许闲杂的人进出。他的回答令人愉快，他不喜欢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在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是正经人。
之后，他上任了，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没过几天，这个厨师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了烤箱；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烟雾缭绕，终日不散。
女主人找他谈话，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揉面不够好，在那方面他是很讲究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都走了，不会再来了（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又出现了）；他们都没有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从隔壁传过来的。这个厨师自认为是一个明事理的人，而且他没有做错，也不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了。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给苦力一把崭新的、锋利的外国镰刀，让他用来割草，他微笑着答应了。但干活的时候，在他手中的仍是一把中国镰刀，那种大概有四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的行动好像在说：“还是旧的好用。”
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衣服不仅省时、省力、省肥皂，而且洗得更干净；再加上一台绞衣机，这样，洗衣服的时候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电器都成了“有用的废品”摆在一边。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能是随时督促、纠正他们。
围墙坏了，让园丁用手头的砖坯把破损的地方修好，他答应了。但是等你再看到的时候，发现坏的地方插满了树枝，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更好一些，并给你讲了很多的好处。
傍晚，把一封重要的邮件交给送信人，让他第二天早晨就出发，把邮件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但是隔天下午你又看到了他，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要洗袜子，休息一天！
雇了一个车夫，告诉他走那条路，按常理来说其他人都会这么走，他同意了。可是，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他解释说，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他们只相信自己，根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
这样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在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医生给病人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开了药。医生反复叮嘱拿到药的病人什么时间吃，吃多少，千万不要弄错等等。病人也生怕忘了这些规定，再三询问，总算弄清楚了。可是一到家就全忘了，他认为药效是和药量成正比的，吃得多，好得也快，一下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告诉他几天之内不要去动它。可是病人怕膏药长到皮肤上下不来，那样就像长了硬壳的“乌龟”一样了，所以他随时揭掉膏药查看。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有着各种医学头衔，而且经验丰富。而他的助手可能一字不识，也不知道药品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是，对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和医生的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都可以使病人忘记医生的嘱咐而采纳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建议——实际上很可能是愚蠢的，甚至是致命的馊主意——这种做法是极其不明智的。这种事情有大量的实例，不得不让人忧心如焚。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都是外国人遇到的例子，因为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影响到了我们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中国的人际关系，就会发现“口是心非”的现象随处可见。
中国的佣人对待主人都是一样的，顺从而且极力讨好，作为佣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能自行其事的，或者是因为中国的主人不要求他们唯命是从吧。这和外国不一样，外国的雇主要求雇员要切实地按要求做，不然雇主就会请他走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在中国，他有一大群的佣人，经常让他陷入两难，他们极其忠诚又极其固执，是一帮既难得又让人讨厌的人。谈起这些奇怪的“家伙”，他不知道该炒他们的鱿鱼，还是给他们加薪！
中国的雇主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因为他知道他的指令可能会被撂在一边，在思想上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像做生意要留一些备用金，或者像机械学说上为减少摩擦要留一些空隙一样。
中国的官员相互之间以及与上司之间，也或多或少有类似无视命令的现象。违反上级的命令，不外乎为下面几个原因：自己比较懒、为了朋友、为了金钱，等等。一个地方官，让他的佣人用水车到几里外的河里运水，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的水有咸味。佣人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听从命令，而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里取的水，很快就将水运回来了，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即使这位官员知道他的佣人没有按照自己的命令去做，但只要有好水喝，他也就不多追究了，这应了中国的那句话：“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中国人天生文弱，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乱子，正因如此，如果有违反命令的行为，即使有五百人知道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即表面上顺从，实际行为却相反：主人要求佣人把水池里的水用东西装起来，以后再用，他却把水全部倒进了井里。
雷尼博士也说到一件事：在厦门任职的某官员，为了让别人难以读懂公文，就把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面的放到了前面。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的大臣似乎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执法犯法，也是很常见的行为。比如说，某个罪犯被判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晚上才准卸下来。但是，他只要在“最关键的人”身上花点儿钱，那么命令就打折扣了，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就可以了，而其他的时间，就任他自由活动。地方官知道他的判决书一下，它就不被当一回事了，下面的人也不会去认真执行，所以他会记得将刑期延长一倍，也懒得去管违背命令的事情了。
对于中国各部门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经常看到类似的事情：上级命令下级去检查某个步骤的执行情况，隔段时间回报说，进展良好。事实上，他根本就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如果上面不断施压，而且命令很急迫，那么这个下级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当然，上级的责骂也不会自己留下，直到“风头”过去，然后，一切照常。这就是所谓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一会儿严一会儿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用“顺”去形容中国人的“固执”、“不从”，很多人可能认为很不恰当。但是，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国人的固执就不算什么了。事实上，我们说他们“顺”，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倔强”中，有着一种依顺的特质，而这恰恰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不具备的。
中国人有“顺”的天性，这可以从他们能够很有风度地接受别人的指责上得到说明。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见都没见过。当你指出他的缺点时，中国人会很有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赞同你的看法：“对，你说的没错。”
也许，他会感谢你，因为你的善待、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并向你保证，他会立刻彻底地改正这些错误，永远都不再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不会去改正的，事情估计也到此结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要求他们做的，也只不过就是这些而已，并没有真的指望他们能去兑现承诺。
用竹子来形容中国人，最为准确，简直是一矢中的。竹子的中间是空的，也就塑造了它柔顺的特性。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有风的时候，它就高雅地挺立在那里。
人的头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柔顺，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一旦失去拉力，它就会立刻缩回去。头发只会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别人很难去改变。一缕极不易梳理的头发，人们俗称它为“牛舐过的”，因为它的存在，其他的头发就不得不顺着它生长的方向梳理。
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是一个人的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无疑，中国人就是那缕牛舐过的头发，可梳、可剪、可剃，但仍然与以前一样，生长的方向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