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vous”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从它的用法可以引申出“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的意思，这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用来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专业术语。现代的文明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变得很常见。
当然，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一般的西方人，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是那种健康状况良好，也时常提醒自己注意神经不要太紧张的人，这也包括我们的读者。
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我们这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是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所不能比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连吃饭的时间都很少，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的商人都有一种急切、不安的心态（西方国家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到他的命运的电报一样。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在无意识的行为中，我们处处透露着这种精神状态。
一边说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必须写点什么；我们搓着双手，好像跃跃欲试去干一番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突然转过头去，好像有什么危险事物没有被发现；我们还都有种感觉，某件事情正迫切地等着我们，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就这样，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像“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全天候的紧张。
我们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房间的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等等，都会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醒来，就别想再睡着了。每天的生活被我们安排得没有一丝空闲，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有人说，银行家只有抱着银行才能安稳地睡觉。可见，股东们获利的时候，也正是银行家痛苦之时。
现在，我们已经对西方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即精神高度紧张，如果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中国人，肯定会感到某种强烈的反差。即使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也没有发现“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白种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事实证明，中国人的神经组织和西方人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远远逊于我们。
中国人习惯于一成不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位置上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如果他是一个文员，他可以像一台自动写字机，整天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站在一个地方，编织、打金箔或做其他的事，天天如此，没有、不需要有、也没想过要有变化。
中国的学生也是一样的，他们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没有休息、没有运动。如果是在西方，孩子们一定会被逼得发疯。西方的孩子几乎从出生就好动，大一点，还会像猴子一样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而中国的婴儿，抱在怀里只会静静地躺着，大一点，也只是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中国人不爱动，他们觉得活动筋骨对身体来说是没必要的，对外国人都爱散步也很不理解。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中国的教师就问佣人：“她这样跑来跑去的，要付给她多少钱？”他根本不会相信“没钱”这样的回答。在他们看来，这么累的事，完全可以雇苦力去做，何必自己去呢？要是告诉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那他就更听不懂、更不能理解了。
在睡觉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是不同的。对中国人来说，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睡觉的，影响我们没法睡觉的因素，对他们一点都不起作用。他们睡觉的时候，房间太亮、别人说话太吵、婴儿啼哭，根本就吵不醒他们，依然鼾声如雷。
夏天午后的两个小时，不管在什么地方，所有的人，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本能似的“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整个世界一片寂静。横卧在三轮车上的人，脑袋垂着，张着大嘴，任由苍蝇飞进飞出。如果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招募一支部队，那么，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会很容易地通过考试。
另外，中国人对空气的质量也是不讲究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居住的环境，空气是不流通的，除非台风掀掉屋顶，或者房屋的主人迫于饥饿，拆掉房子卖木料。中国人住得非常拥挤，但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神经紧张并容易激动的话，无疑他们的处境是非常不幸的。
中国人极能忍受身体的疼痛，这也是他们神经不会太紧张的表现之一。如果你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即使我们外国壮汉都难以承受的疼痛，中国的病人却能坦然、勇敢地面对。“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这是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说过的话，但这肯定不是出自本意，如果她是对的，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能达到他们感召和选择的最高境界。
著名女诗人布朗宁夫人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但这只是对像她一样有着敏感神经的人而言的，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事的时候。在中国，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外国人不常出现的地方，无疑，会引出一大群人来观看，他们好奇的目光，让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我们时常抱怨，他们的围观简直可以让我们“发疯”，其实，他们只是不带感情地看，无意伤害我们。
中国人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西方人的这种本能感觉很奇怪。他并不在乎有人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但是如果有人对别人的观看不满，那么他自然怀疑那个人不正常。
中国人和外国人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对待病人上。对西方人来说，睡觉需要安静，生病的时候更需要安静。不管他平时是否有这样的要求，他病了就有权要求不受打扰。当然，为了确保尽快治好病，朋友、医生、护士也会全力配合的。如果病人的病已经无药可救，那么他所处的环境，会更加的安宁。
对中国人来说，某人生病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四面八方的干扰接踵而来，病情越严重，干扰也会越多。在这个时候，没人想到需要安静，也没人要求安静。探视病人的客人来来往往，热闹地迎送、招待；亲人担心病人不久会死去，在病房里痛哭不止；甚至请来和尚、尼姑或者驱鬼的巫师来大闹一场。
这些场面，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还不如死了的好。“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她。”法国夫人对探视者说的这句话，西方人都抱有同感。但是在中国，人们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担忧和焦虑笼罩着所有的人，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外界的压迫，而且还要深重得多。中国的许多地方，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纯粹是靠天吃饭，雨水减少带来的干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挨饿；雨水增加引发的洪水，会毫不留情地冲毁他们的家园。如果惹上了官司，即使他是完全清白的，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
对西方人来说，等待一场必定会出现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但是中国人面对灾难，会“眼睁睁地去忍受”，这也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成千上万的百姓，在灾荒年月默默地死于饥饿，亲眼目睹这些的人，会更能理解其中的含义。西方人很难真正了解、懂得中国人，就像中国人很难正确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一样。
中国人一直是一个谜，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是如此。除非我们心中深信这些人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的，否则我们更加无法理解他们。我们不想盲目地猜测这种说法对这一民族未来的影响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一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巨大，但是，我们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谁能更适应呢？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道疲倦又不焦不躁的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