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确信，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过的坚定的信念。我们看到，中国人尊崇的古代圣人，也曾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比他更古的“古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崇古、述古，正是构成儒家学说基本主张的原因。孔子曾经说过，他不是一个开创者，而只是一个继承者。他的责任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被误解的东西，收集整理起来。他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的圣人，就在于他在此事业中表现出来的执著与才能。
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好比是盘子，百姓就是盘中的水，盘子是圆的，水也是圆的；盘子是方的，水也是方的。这就是儒家的道德理论。由此可以推论出，只有开明君主统治的时代，才会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时代，不仅没有盗贼，就算丢了东西也不用担心，因为最早见到失物的人肯定会守候在那里，或者和其他路过的人轮流守候，直到物归原主。
这些事，是连一字不识的苦力也知道的，我们就常常听他们说起，还有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世界各国的人们也都有这种倾向。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一些。人们相信，古代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并且已经保留在了经典作品之中，今天就只能是继承。抱着这种想法，这些经典作品也被当作纯粹的偶像。
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莱语的《圣经》一样，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作品，同样会有一种感觉，即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至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中国儒家也是如此，他们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一切都已经很完美，不可能会更好，这是基督徒和儒家共同的看法。
我们知道，就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会用《圣经》的“经文”，去辩解一些《圣经》的作者也从未想过的事情一样，儒家的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起源。
可以说，古代的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一种经久耐用的政体。如果一种统治方式长时间地被使用，而最后仍然适用的话，那么，这种统治方式很可能也被奉为经典。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清楚地了解、成功地解释中国目前政体的形成原因，那么，他得到的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即其他民族经常发生的政体改革，在中国几乎从来没有过。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六尺厚、四尺高，别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工匠回答说，如果墙被风吹倒了，反而会更高的！同样，中国的政体也不可能被推翻，它就像一个立方体，不管怎么翻倒，外表和本质与原来都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面而已。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风俗习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虽然他们不是很了解这些风俗习惯最终的意义，但是出于本能，他们要坚决予以维护，就像母熊保护它们的幼仔一样。这种本能不只中国人才有，它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像语言一样，风俗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改变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它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
因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各种的风俗习惯，令人眼花缭乱；各样的方言，令人莫名其妙，这就是所谓的十里不同俗。风俗和方言就像成形的熟石膏，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话是这么说，事实也不尽如此，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所在条件发生变化，总会有些改变的。
下面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清政府曾要求百姓削发，这种全新的削发方式，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极力反抗，甚至宁死不从。但是满族人都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于皇帝的标志。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的辫子最让他们引以为豪，至于曾经对清政府的仇恨，除了广东、福建本地人曾以头巾遮盖民族耻辱外，这种感觉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消失殆尽。
佛教进入中国，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后，才得以实现的；而它一旦扎下根来，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有了其难以替代的位置。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形成到今天，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专制。尽管没有人知道习惯的缘由，但是无数人遵从着，他的职责就是遵从，并且他照做了。
在中国，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永远不懂得埃及象形文字一样。
如果问一个人，某一宗教为什么定这些规矩时，通常得到的答案只有两种：一是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先人传下来的，肯定有其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就对了。在中国，不是齿轮的转动带动机器的运转，而是机器的运转带动齿轮转动。他们认为，既然是规定，只要遵从就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即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小烟盒，装着鼻烟，遇见朋友，就拿出来分给他。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没有了，按习惯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而他的朋友也会假装从中拿起一撮，然后再把盒子还给主人。尽管这样看起来很做作，但是如果朋友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让主人很没“面子”。在许多特定的场合，按照惯例只能这样做。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行为。在印度，苦力们习惯用头顶着东西搬运，为修建铁路运土也一样。承包商让他们使用独轮车，又快又省力，想不到的是，苦力们把独轮车也顶在了头上。在巴西，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有趣的是，曾有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让他的佣人去寄一封信，令他惊奇不已的是，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又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
思想的僵化导致了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厨师每次做布丁的时候，都要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很令人费解，原来当初教他做布丁的师傅有这个习惯。拿一件旧衣服给裁缝，让他照样做一件新的，因为旧的上面有补丁，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这些事例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只是举例来说，并无意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
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每个旅行者都能举出许多。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中国北方，有的乡村穿衣戴帽都按照惯例，冬天再冷也不穿皮衣，夏天必须戴草帽，否则才叫奇怪呢！有的地方，只有到了特定的时间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碰巧赶上“寒流”，想说服店主烧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还没到烧炕的季节！
中国的工匠也非常的守旧，他们不愿意采用新工艺。我们以烧砖师傅为例，有一次，外国人开的窑厂接到一批定单，要的是比当地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这非常容易，只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可以了。于是，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可到时间取砖时，却没有烧制出来，询问接受任务的中国烧砖师傅，他说：天下没有这种模子！他拒绝参与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
中国人的因循守旧，影响着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不管你是否对中国的未来有兴趣，这都是一个事实。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那时候，大量新事物不断涌进中国，但是，他们陈旧的思想将大部分拒之门外，只接受了一点点。
对西方各国的态度也是如此，就是一再地拖延。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种现象，一是他们不太想要新的；二是他们也不想放弃旧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种早该倒塌的古老的土屋，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它的命运。同样的，旧的风俗习惯和旧的宗教信仰，仍被支撑着，继续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在他们看来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当然，我们还要认清的是，这种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碍，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电报刚刚进入中国，人们对这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为此，当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还曾上书皇帝。但是，当开始与法国人交战时，不仅电线很快被架设起来，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一改往日的态度，电报受到了欢迎。
中国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开平煤矿出口处修建了一段。虽然之前人们因为风水问题反对过，但是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让人们相信，风水根本就不是火车的对手。虽然后来这条铁路没有再继续修建，但那是财政上出现了问题，与风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事务时，既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也有违反惯例的一面。比如，中国是一个最重视孝道的民族，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而宰相则不然，不管他怎么申诉，皇帝都是不准他离职的，要他将本该守孝的日子尽责于国家大事。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是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君臣父子关系。但是，事实也不尽然。最近的一次皇位变更，由于是由旁系亲属继位，那么，小皇帝的健在的父亲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自杀，要么退位。光绪继承皇位的时候，其父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生病的时候，作为儿子的光绪皇帝也只能以探望臣子的名义探望他的父亲。
综上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墨守成规。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理解，并能够谨慎地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就可以使之成为我们的保护伞，从而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如此守旧的民族交往，就会变得异常顺利。
外国人要做的，就是模仿中国人，像他们一样把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不懂也要装懂。在受到责难时，要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坚持下去不认输。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就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和中国人打交道，并且相安无事的，这值得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