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时髦，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 “宿儒”，这是非常可笑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在整个中华帝国，还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宣称自己是宿儒。在中国，“宿”字代表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人说，某某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 “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下来，就是一堆撰稿者的姓名被罗列出来，并称这些学者的所有的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
现在，我们是否有必要用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呢？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把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的英国人，最多也就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的海涅的诗歌而已。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把他奉为德国学家，但在印刷品中，他自己是决然不会这样自称的。
如前所说，对于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而言，只要有人出版了一些省的方言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这个人就立即被给予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我也说过：“取一个名字倒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
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学中，早期开拓时期已经结束，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新阶段，字典编撰这样的简单工作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研究者的需要，他们想写作专著，把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翻译并介绍给世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地去评判它们，而且找出了中国文学殿堂中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
下面，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
第一，考察一下经历上述变化的欧洲人，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
第二，所谓的那些中国学家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
第四，指出我们的发展方向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学。
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大家必须承认的是，正因为侏儒拥有这样的位置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我们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请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在炫耀。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的位置上的优势而已。
首先，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变化来看，说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斯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 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
的确，对于书面语言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我们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是感到非常怀疑的。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人们公认的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中国学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主要汉学著作有《华英字典》《汉语语法》）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确实，从那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
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以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 1890，19世纪上半期英国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等，还译过《汉宫秋》）爵士、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德国人，19世纪早期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道光皇帝传》等）博士等为代表的学者里，德庇时爵士供认不讳地说，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肯定在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恐怕在今天，就他所知道的那点知识，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大多数英国人的中国知识，都是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分不开的。
比起德庇时爵士，郭士腊了解得更多，但是，由于自负，他并不打算做进一步的了解。对于这个人的自负，已故的托马斯·卖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19世纪前叶的英国汉学家。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其语言的杂录》《中国人及其叛乱》）先生，以及其他传教士如古伯察（Evariste Keyis Huc，1813— 1860，19世纪前叶法国汉学家。著有《鞑靼、西藏、中国游记》《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游记”续编》等）和杜赫德（Du Halde，著有
《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在后来是有揭露的。之后，在蒲尔杰（Boulger，19世纪欧洲学者）先生的新著《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他居然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
法国的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汉学家。1815年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首席教授。1826年翻译出版中国小说《玉娇梨》，其所著的《汉语语法基础》是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的教授。对于他的工作，我们现在还无法进行恰当的评价。
但是他译有一本引人注目的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被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读过此书的人都很高兴地认为，此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 “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它的中文名叫《玉娇梨》，这本书读起来确实是令人愉悦的。
但是，在中国文学中，它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甚至可以说在次品中也没有多高的位置。不过事实上，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已经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的验证。
继雷慕沙之后的著名的汉学家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 1873，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译作有《道德经》《大唐西域记》等。曾任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四十余年，此后以他的名字设立的“儒莲奖”，是欧洲最高的汉学家奖）和波迪埃（Pauthier，19世纪中期法国汉学者）。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儒莲认为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这是他的一个惊奇和重要的发现，当然，蒙斯·波茨尔也有一个发现，即儒莲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所做的工作的开拓性意义是相当大的。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是他们所拥有的一个较大的优势。
另一个我们要提及的是法国作家德里文（De Saint Denys，1823— 1918，继儒莲之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曾翻译唐诗、《离骚》等），因为他的唐诗译作，使得中国文学研究有了一个突破，这是他所做的前无古人的贡献。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Plath，1802—1874，19世纪中期德国 著名的汉学家。曾任哥廷根大学东方学教授。著有《满族》《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与传说》《中国古代的家庭》等书）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名为《满族》的书，它是无可挑剔的。描绘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是这本书的明显意图。
但是，据我所知，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一些中国问题的信息，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的其他书中找不到的。跟《满族》相比，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另外一位是普鲁士吞并小德意志公国的前大臣斯特劳斯，他也是一位德国汉学家。在他离任之后继续研究汉学。他相继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著和一本《诗经》的译著。广东的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19世纪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传教士。著作有《儒学汇纂》《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等）先生对他的《老子》译本中的一些部分评
价还是不错的。至少他翻译的《首领颂》也是流传广泛，评价不错。但遗憾的是，这些书我们无法获取。
从马礼逊博士的字典的出版开始，上述所提及的学者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性著作：一本是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19世纪著名的英国汉学家。著有《语言自逊集》《寻津录》）爵士的《语言自逊集》；另一本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越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对于威妥玛爵士的《语言自逊集》可能会不屑一顾。尽管如此，但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本在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也是一本顺应时代呼唤的书。把这样的书写出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汉学中现代与未来的机会已经被它全部夺走了。
当然，那些必须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是时代的必然。我们可以看到，理雅各博士已经完成了一打吓人的卷册。质量如何，我们暂且不予讨论，单就工作的数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当我们谈起如此浩繁的译著时都觉得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我对这些译者并不是非常满意。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19世纪英国汉学者，1870年来华，1881—1886年任上海《字林西报》总主笔。英文译作有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著有《远东浪游》《中国拾零》等书）先生曾经公正地评价道：“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
就形式而言，我可以用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的特点来概括理雅各博士所运用的术语。对于内容，我不敢妄自发表自己的主张，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代言，他说：“理雅各博士关于孟子的注解，表明了他缺乏对作者的哲学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理雅各博士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不然的话，他是很难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别的是，在他的注解和他的专题研究中，他从不会漏掉一个词组或一个句子，这充分表明他是用哲学来整体把握孔子教义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理雅各博士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作为最后的定论加以接受。并且中国经典的译者将不断更替。在上述两本著作面世后，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又大量地涌现出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中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还没有一部能够表明中国学已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首先提到的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19世纪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1847年来华。曾著有《中国文学札记》《中国研究录》等。他曾同李善兰一同翻译出版过《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西方自然科学名著）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它仅仅是一个目录，根本就称不上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书。
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 19世纪中期英国汉学家，曾任驻华外交官，1859年来华。著有《汉语指南》《中外条约集》《中国政府——名目手册》等）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也存在着许多很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如此，在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它仍然称得上是一部严谨和认真的伟大作品，仅次于威妥玛的《语言自逊集》。
还有一位需要注意的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他也是一位中国学家。这位翟理斯先生拥有和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的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优势，每个问题经过他的接触，都立刻变得清晰、易懂。
但也有例外，他在选择与其笔相值的题目时并不是很幸运。其中—个例外就是《聊斋志异》的翻译，这一翻译被看作是中译英的典范。但是，像《聊斋志异》这样优美的作品，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在理雅各博士之后，抱负最高的作品当属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坦白地说，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可以和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宣告相提并论。
在中国民族文学中，《南华经》被公认为是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自从公元前2世纪诞生以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南华经》对历朝历代的诗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就是瞎译，谈不上是翻译。说实话，给予巴尔福先生付出这么多年艰辛劳动的作品以这样的评价，我们也感到心情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对它冒言，只有希望我们能够做出其他更好的评价。
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备解释的问题，巴尔福先生很难会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最新的《南华经》中文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前言中说：“在阅读一本书时，你必须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分析句子。在弄明白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能理解文章的段落安排。如此，你就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思想了。”
现在，对于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的这些硬伤，表明他没有明白每一个单字的含义，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没有准确地了解段落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假设的陈述能够证实的话，则只要看看语法规则，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尔福先生对整篇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没有把握好的。
在当今所有的中国学家中，大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摆在第一位。尽管我们并不能看到安之花先生的作品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展示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这是当今的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
那么我们以为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在下一个课题中讨论吧。到时候，我一定为大家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