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疗养院住院的时候，我遗憾地发现，我的一个很近的亲戚和我患的是同一种疾病——是这种疾病迫使我住院治疗。在给这个亲戚的信中，我建议他去看一个专家，一个知名教授，他正在对我进行治疗，我对他的学术权威性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理由对他表示憎恨。原因是这样的，前不久，我让这个教授为我开一张证明，但被他拒绝了，这个证明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这个亲戚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了我的一个笔误，我马上就意识到出现这个笔误的原因了，在我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此，我建议你马上去insult（侮辱）X教授。’”当然，我本来要用的词是“consult”（咨询）。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水平而言，即使疏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18.写作时的漏字自然也是笔误的一种。塔纳尔（Dattner，1911）报告了一个“历史失误”的有趣例子。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两个国家于1867年达成了“一致”。但在匈牙利语的译文中，“实际的”这个词被漏掉了，达纳尔认为这个漏字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匈牙利国会法案的起草人对奥地利的一种潜意识的愿望：通过这个失误表明奥地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书写或抄写的过程中对同一个单词的重复——“经验重复”（perseveration）——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书写的人重复写了一个他已经写过的词，这说明，他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个词，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多做些说明，但他却忘记了这样去做。在抄写时出现的经验重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这种说法——“我也如此”——的替代。在我面前的一份材料上，作者长篇大论地阐述着自己的医学观点，在对一个重要的段落的抄写的部分，我发现了一处经验的重复，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样的：透过他的这种非人格的作用，这个抄写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或“和我们的一样”。
19.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些失误是排字工人的“笔误”。我们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失误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驱使的。我还没有系统地收集过这方面的例子，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有趣的，对此我曾多次提到。琼斯（1911b，第503~504页）在分析误排（misprint）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种失误经常发生在电报上，这是电报员的笔误。在一个夏日的假期里，我收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使我费解。它是这样写的：“Vorr te erhalten，Einladung X.dringend.”（校样收到，急需邀请X）揭开这个谜底还需从提及的X这个名字开始，X是一本书的作者，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Einleitung），“前言”这个词却变成了“邀请”（Einladung）。同时，我想起来，几天前，我给我的出版商寄去了另一本书的‘Vorrede’（说明），这次要告诉我的是这个东西收到了，其实际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的：“Vorrede erhalten，Einleitung X.dringend.”（说明收到，急需X的序言）。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于电报员的篡改引起的，应归咎于其饥饿情结（hunger—complex）。在这个过程中，电报员将这两个一半的句子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其意思并非发报人的本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第二次翻版”的例子，这一点在很多梦中可以见到。
西尔伯勒（Herber Silberer，1922）讨论过这种有“目的的误排”现象。
20.很多时候，有些作者发现，这种有目的的误排有时很难改正过来。如斯塔福（1914）写过一篇题目为“通过误排的政治庇护”的文章，我将他的一个说明摘录如下：
“在今年3月25日的报纸上，我发现了一处政治误排。这是一封来自阿基斯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明了扎丰斯的一些看法，扎丰斯是阿尔巴尼亚的埃波鲁斯叛党的领导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埃波鲁斯独立政府的主席）。上面有这样的句子：‘相信我：自治的埃波鲁斯对威德王子很有利，他会因此失败（‘sich sturzen’是一个误排，应是‘sich sttitzen’，意思是：支持他自己）’。即使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误排，这个阿尔巴尼亚王子无疑也会明确，他接受埃波鲁斯对他的支持，就意味着他的倒台。”
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us”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