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替我每天去吃一碗馄饨。这是我们队12个兄弟的约定，自己的兄弟死了，他的老婆孩子，咱们不帮谁帮。”从此以后每天的早晨，在众多吃馄饨的人群中，又多了一位女人的身影。来去匆匆的人流不断，而时光变幻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不多不少的12个人。
时光飞逝，当年矿工的儿子长大成人。而他饱经苦难的母亲两鬓斑白，却依然用真诚的微笑面对着每一个前来吃馄饨的人。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善良。
更重要的是，前来光临馄饨摊儿的人，尽管年轻的代替了年老的，女人代替了男人，但从未少过12个人。穿透十几年岁月沧桑，依然闪亮的是12颗金灿灿的爱心。
行善不在于勉强为之，它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有时，行善因其不为人知而更加幸福。
一年轻小伙吹着口哨，从一片草地走过。他看到道旁的木椅上坐着一个女孩。阳光很好，青草如诗，而女孩的眼里却满是愁苦和忧郁。小伙随手采了一只狗尾草，微笑着送给女孩，而后吹着快乐的口哨，慢慢地走远。
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洒水车司机发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一直尾随其后，一条街，又一条街。司机终于忍不住好奇，停车问询。原来小男孩是个孤儿，今天是他生日，而洒水车放出的音乐，正是那首《祝你生日快乐》。司机得知原委，双眼潮热，邀请小男孩坐在驾驶室。那个清晨，整个城市便弥漫着温馨的生日歌。
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露一样从天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给予的人。所以，行善是一种幸福。当和尚出门化缘的时候，总是一家一家地敲门，其实这也是在提醒人们，时刻不要忘了做善事。
知人识人，更要学会去爱人
做人难得的是知人、识人，但最重要的是应该爱人。这才是重中之重！
单纯能够认准面前的人还不够，还要做到爱人，才能帮助迷途的人改正错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朝阳升起之前，庙前山门外凝满露珠的春草里跪着一个人：“师父， 请原谅我。”
他是某城风流浪子，20年前曾是庙里的小沙弥， 极得方丈宠爱。方丈将毕生所学全数教授，希望他能成为出色的佛门弟子。他却在一夜之间动了凡心，偷下山去，五光十色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目，他从此花柳街巷，只管放浪形骸。
夜夜都是春，却夜夜都不是春。20年后的一个深夜，他陡然惊醒，窗外月色如洗，澄明清澈地洒在他的掌心。他忽然深自忏悔，披衣而起，快马加鞭，赶往寺里。
“师父，你肯饶恕我，再收我做弟子吗？”他急切地询问。
方丈深深厌恶他的放荡，只是摇头：“不，你罪过深重，必坠阿鼻地狱， 要请佛祖饶恕，除非——”方丈信手一指供桌，“连桌子也会开花。”听方丈这么说，浪子失望地离去了。
第二天早上，方丈踏进佛堂的时候，惊呆了：一夜之间，佛桌上开满了大簇大簇的花朵，红的白的，每一朵都芳香逼人，佛堂里一丝风也没有。那些盛开的花朵却簌簌急摇，仿佛是焦灼的召唤。方丈瞬间大彻大悟。他连忙下山寻找浪子，却来不及了，心灰意冷的浪子重又坠入他原本的荒唐生活。而佛桌上开出的那些花儿，只开放了短短的一天。
是夜，方丈圆寂，临终遗言：“这世上，没有什么歧途不可以回头，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一个真正向善的念头是最罕见的奇迹，好像佛桌上开出的花朵。”
而让奇迹陨落的，不是错误，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谅的，不肯爱的心。
在“义”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应得的“利”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义与利是对立的统一，有一定的界限。利与害也是对立的统一，经常相互转化。专意求利，却常常得害；唯有专意遵义而行，才能免除祸害。“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害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因此，君子也不可不食人间烟火，有时也要“喻于利”。
由此，想到一个地方。义乌古称乌伤，此名的由来缘于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虽然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孝敬长辈。有一年，与颜乌相依为命的父亲病故了，他无钱办丧事，只得独自筑坟安葬父亲。他日里负土堆垒，晚上通宵守坟，一群乌鸦看见这般情景，深为感动，纷纷衔土相助。坟终于筑好了，可是乌鸦的嘴巴也全都啄伤了。从此，这个故事就四处传扬开去，秦始皇时定名为乌伤县，唐时改称义乌。
义乌自古多商，追求利益可以说是商人的基本特征，作为商人，总是以最高的经济效益为目标，把获得最大的利润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义乌商人也不例外。然而，义乌商人除了重利，同样重义。在生意场上，义乌商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先让进货者赚钱，因为只有等进货人赚到了钱，他才会回过头来继续买你的货，进而让你赚更多的钱，即所谓的“利滚利”。诚信经营，逐利的同时不忘道义，才会有持久的发展。因此，“喻于利”没有错，错的只是争名夺利的手段。
义与利是密切统一的，义中含利，而利中显义，如果简单地将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把义与利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怂恿人们去追求一种虚幻的道德满足感。
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生从不与人争利，包括自己应得的利益。在这个俗世中，他像野草一样活了一生，慢慢老了，最后死了。他来到了天堂，发现天堂的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所有人都你挤我拥，想早点进入天堂的大门。
他想，他不能和人争，不然会有麻烦的。于是，他一个人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前面不断有人插队，为此许多人混战成一团，然后妥协，队伍又恢复了平静。他不敢插队，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还有人不断向他请求，能不能把位置让给他们，他答应了，于是又站到了队伍的最后面。他在这里有很好的名声，所有新来的人，都会让他把他的位置让给他们。他永远都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这样过了几个世纪，他还没有进入天堂。他慢慢有些不耐烦了，但他从来不敢和人说，更别说生气了。所有人都说他的脾气好，然后像在人间一样，开始把取笑他作为一种游戏。
终于他遇上一位天使，他壮着胆子问：“天使啊，我在这里站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进入天堂？”天使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上帝。上帝说：“你说的是那个永远排在队伍最后面的人吗？让他下地狱吧！”
天使把上帝的话告诉了他，他终于愤怒了。
他去质问上帝：“上帝啊，你不是把天堂留给那些温良、仁慈、有道义的人吗？”上帝说：“是的，但是如果你连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都不愿去争取，那么地狱最适合你了！”
有时，一味放弃自己应得的“利”，处处宽忍退让，只会助长小人的贪婪。鲁迅先生曾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说，在“义”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应得的“利”是正常且正当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
成功做人，走外圆内方的路
做人要讲分寸，不能剑走偏锋。做官也和做人一样，做人不要太走极端，不能表现得过于“特立独行”。做任何事都要合乎“礼仪”、有合适的言行举止，否则会害了自己。
这样看来我们明白了，这和孔子一向主张的“中庸”思想比较一致。不过时下一些年轻人可不这样想，他们最喜欢谈的就是张扬个性。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如今的种种媒体，包括图书、杂志、电视等也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个性已经成为独特、怪异的代名词，过度张扬的个性在不知不觉间伤害了别人，更毁灭了自己的前途。
人活着确实该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不过如果为了个性而个性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你显示出自己要逆潮流而行，神气活现地炫耀你反传统的观念和怪异的行为方式，那么，人们会认为你只是想哗众取宠，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他们还会因此而轻视你。他们会找出一种办法惩罚你，因为你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如你。过分“特立独行”是危险的，不妨让自己的行为与别人差不多，你就不会受到太多的阻力。
《庄子》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只特立独行的猕猴，它非常喜欢表现自己，处处都要显得与众不同。
有一日，吴王乘船在长江中游玩，登上猕猴山。原来聚在一起戏耍的猕猴，看到吴王前呼后拥地来了，立即一哄而散，躲到森林与荆棘丛中去了。
但这只“特别”的猕猴，想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它在地上得意地旋转，旋转够了，又纵身到树上，攀缘腾荡。吴王看了不舒服，就展弓搭箭射它，它从容地拨开射来的利箭，又敏捷地把箭接住。它并不清楚，这种炫耀对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君王是种侮辱，吴王脸都气红了，命令左右一齐动手，箭如风卷，猕猴无可逃脱，立即被射死。
吴王回头对他的友人说，这灵猴夸耀自己的聪明，倚仗自己的敏捷傲视本王，以致丢了性命，这完全是它咎由自取。可悲的猕猴过于迷恋出头冒尖的感觉，一味张扬，表现自我，浑然不觉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怪异、幼稚。它的目的达到了，它的确引起了所有人甚至一位君王的注意，可惜这种注意带来的是负面看法和评价。这只猕猴成了众人反感、厌恶的对象。
“与众不同”造成了它的命运悲剧，这不得不使我们引以为戒。
俗话说得好，“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卖弄、炫耀为爱好的人必将品尝自酿的苦果。这就是孔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现代意义。“烦恼皆由强出头”，这个“强”，一指“勉强”，也就是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却勉强去做某些事，固然有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但这可能性实在太低，结果不但失败了，还会招来嘲笑和白眼。“强”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你的能力虽强，但外部环境、条件尚未成熟，“大势”不和，机会不来，此时出头，必将遭到别人的排挤和打压，仇恨的种子从此栽下，冤冤相报却又何苦来哉？你我本一般，为何独露脸？纵有千般术，难躲暗中箭……
成功做人是要“外圆内方”，而不是为了表面的“个性”，肤浅地表演自己的不随潮流，这样只会让自己吃尽苦头。为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真是个危险游戏。
最难揣摩是人心
人心难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心犹如海底针，很难揣测。
有人曾经以为鹤顶红、砒霜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但是其实不是，世界上最歹毒的莫过于人心。一个念头能使人上天堂，一个想法也能让人下地狱。最毒是人心，最善也是人心，最难把握的还是人心。有时候，你最亲近的人的心你也未必能了解。历史上的父子兄弟之间有很多反目成仇的，为了权威与地位，抑或是金钱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及亲情与道义。从本质上来说金钱与权力并不是坏东西，而是有人因为它们上演一幕幕丑剧的时候，人们才觉得它们太坏了。
帝王在选择太子时心理是很矛盾的。太子仁弱一点吧，怕将来继位后缺乏驾驭众人的能力；太子贤明一点吧，又怕众望所归会危及自己。宋太宗见到自己的太子颇得人心，就曾酸溜溜地说：“人心都归向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皇帝既有这种心态，太子委实难处。不能不得人心，也不能太得人心；不能太不及父皇，也不能太胜过父皇，这中间的尺寸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隋炀帝的儿子杨柬就因为把握不好这个度，而与父皇产生隔阂。造成他们父子失和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了一个美女。有一次，乐平公主告诉炀帝，有个女子十分漂亮，但不知为什么炀帝听后无所表示。过了一段时间，乐平公主以为炀帝对此人不感兴趣，就把她推荐给了太子杨柬。杨柬马上把她纳入后宫。后来炀帝忽然记起这事，就问乐平公主：“你上次说过的那个美人现在哪里？”乐平公主回答说：“已经被太子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