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让人们采取这样一种对待观念的态度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观念的出现“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要放弃批判官能也同样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官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对这些观念发生作用。这种“不随意观念”很容易释放出一种企图阻止它们出现的十分强大的抵抗力。如果我们相信大诗人、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歌创作也必须要求相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的一封信（我们应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中回答那些抱怨缺乏创造力的朋友们时说：“在我看来，你们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于你们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更具体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理性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绝地涌入自家门口的各种观念时，似乎并非好事，这样只能损害我们的创造力。孤立地看，一个思想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十分荒谬，但当另一个同样荒谬的思想接着出现，就可能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有其他同样的思想出现并与之结合，就可能使它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对于所有这一切，理性不能形成任何意见，除非它保留这一思想直到它与其他思想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只要有创造性的状态出现，理性（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各种观念才会蜂拥而入，这时理性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和检查。无论你是批评家或是别的什么人，你都会对这种短暂、稍纵即逝的放纵现象感到惊怯，而正是这种放纵现象是任何创造性的头脑都有的，只不过它在头脑中停留的久暂才是艺术家与梦者的分野。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这种放纵现象过早地给抵制，或严格地进行辨别。”（写于1788年12月1日）
席勒所描述的理性把关松懈、采取无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并不难做到。我的大多数病人在听了一次课后就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过记下所有浮现心中的观念，我本人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借以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念强度的精神能量则会因我们注意的目标不同而有很大区别。
我们应用这一方法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告诉我们，我们注意的对象不是梦的整体，而是它的各部分的内容。如果我们问一个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病人：“你想到了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一般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我把他的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他就会说出许多与它们有联系的事情，这些联系就可以称为与某片断相关的“背景思想”。这样一来，我所采用的释梦的方法与通俗的、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释梦法已有重要的区别，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些相似。其相同之处在于把梦分解成片段，而非做整体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复合性的，看成是众多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参见第418页以下及第449页］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已分析过不少于1000个梦例，但是在目前对释梦的技术及理论介绍中，我尚不能采用它们作为材料。因为这会招致反对，说它们都是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足以推断正常人所做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的患者的梦的主题必然会与他们的病史有关，那么每个梦都得先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的病因做一番介绍和探讨，加之这些问题又是那么新奇和令人费解，这样势必会分散我们对梦本身的注意。而我的目的恰恰与此相反，我是利用对梦的解释作为最初的步骤，去解决更为困难的神经症的心理学问题。但是，如果我要放弃这些主要材料，即我的精神症患者的梦，那么我所应做的事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内容了。那么留给我去做的就只是听一听我所认识的一些正常人不时向我报告的一些梦，或在一些关于梦生活文献材料中所引用过的作为例证的梦。但遗憾的是，这些梦都没有分析，而没有分析我就无法发现它们的意义。我的释梦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释梦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的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我的方法与之相反，我是试图发现相同的梦的片断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背景下隐含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既丰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事有种种联系。当然，有人会怀疑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而且有人会说我可以对它们做出任何结论。但据我的判断，自我分析要比分析别人更为有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进行实验，看一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释梦起多大作用。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犹豫，也难免有人不会对这些内容产生误解。但克服这些困难还是可能的。德鲍夫［1885］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让位给对由它们来帮助解决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
接着我将挑选一个自己的梦，并说明释梦的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让我的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义发掘的兴趣所需。
前言——1895年夏，我曾给一位年轻妇女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这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医生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尤其对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医生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次治疗只是部分的成功：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有些躯体症状并未完全消除。由于那时我对标志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来访，他是我的老朋友，曾同我的病人伊尔玛和她的家人在一处乡间度假村度过一段时间。我问他她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我感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许是他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不满的意思，如我对我的病人承诺得太多等等。不管对还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因于他受了我病人亲属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对我这次治疗持赞成的态度。但当时我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也没有明显意识到，当然更没有任何流露。那天晚上，我在写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当时也是我们这一界的头面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那天夜里（很可能是下半夜）我做了如下一个梦，第二天一醒来，我马上记录了下来。
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回答她信中的问题，并责怪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简直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我自忖道，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一下她的喉咙，但她显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安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这时她张开了嘴，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就在那像鼻内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立刻把M博士叫来，他也检查了一遍，证实的确如此……M博士看上去同以往不一样，脸色苍白，走路似乎有些跛，而下巴刮得很干净……我的朋友奥托也在她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的左胸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的左肩上的皮肤有一处皮肤有浸润性病灶。（虽然她穿着衣服，我也注意到了）……M博士说：“这肯定是感染了。没关系，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除掉。”我们都知道她是怎么感染的。不久前，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这些药名在我面前十分清晰），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也许注射器不卫生。
这个梦比其他许多梦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非常清楚，而且就以前一天的事件作为起点。我的前言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关于伊尔玛的病情，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历都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活动，甚至到我睡觉后这些事也仍萦绕着我的头脑。但是仅读了我的前言和只知道这个梦的内容的人，是不可能看出这个梦的意义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含义。我对伊尔玛在梦中向我抱怨的症状也感到吃惊，因为这并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对于丙基注射之事与M博士安慰之词，我更是一笑置之。在梦的结尾时我感到比开始时更模糊，而且内容也更凝缩。为了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
分析——一个大厅，我正在接待许多客人。当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是一座孤立地耸立在卡伦贝格附近山顶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原是设计为娱乐场所的，所以其客厅特别大，就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时正是在贝尔维尤，就在我妻子过生日的前几天。就在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说，她打算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生日庆祝，其中包括伊尔玛。于是我的梦就预先展示了那个情景：我妻子生日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包括伊尔玛，聚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
我责备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话，而且确实就这样说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看法（尽管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那种看法是不对的），认为我只要能对病人说出隐藏在她症状背后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她是否采用我的方法，那就是她的责任了，尽管治疗的成功与之关系重大。正因为我有这个错误的观点（幸运的是我现在已改正了这一错误），所以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轻松，那时，尽管我不可避免有些失误，人们仍期望治疗的成功。——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她仍感到痛其责任并不在于我。如果是她的责任就当然不再是我的责任。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伊尔玛抱怨：她的嗓子、肚子和胃都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伊尔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常抱怨说感到恶心，要呕吐。而嗓子痛、肚子痛以及喉咙有阻塞感却是她几乎没有过的症状。至于为什么我梦中会出现这种症状，至今我也困惑不解。
她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伊尔玛面色红润，我怀疑是在梦中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必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这不难相信，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常有这种担心，深怕把其他医生都归之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习惯上当作癔症来治。而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但不好说出来，我的吃惊是否真的发自内心。如果伊尔玛的病痛并没有器质性原因，那么，我又一次可以不为治疗它们而负责，因为我是专治癔症病痛的。实际上，我倒是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有误。因为果真如此，我就是治不好这个病也不必受到责备了。
我把她带到窗前，看看她的嗓子。她有些不情愿，就像那些装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我从来没有检查过伊尔玛的口腔。但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不久前我给一位政府女官员检查的情景：乍一看去，她就像画上的美人；但要她张开嘴时，她就想方设法掩饰她的假牙。这又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医学检查，尽管这些检查中也没什么隐秘可以揭示，但也都使双方很不满意。我想伊尔玛本来大可不必这样，首先，无疑是想对伊尔玛的称赞，但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行分析，他总是有一种感觉，是否他已经挖掘出所期待的一切背景思想）。伊尔玛站在窗口的样子使我突然想起了另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的印象十分好。一天晚上我曾拜访这位女士，当时她正在窗口站着，就是梦中再现的那个情景。当时也是这位M博士说她有一个白喉状的膜。于是M博士和斑膜的形象就再现到了梦中。我现在想起，近几个月来我有十足的理由认为她也是个癔症患者。一点不错，是伊尔玛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那么我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呢？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像我梦中的伊尔玛一样，她也患有癔症性窒息，所以在梦中她俩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我想到我现在也常常捉摸这个想法：她也可能会找我，让我帮她解除症状。但我又想这也不一定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很保守的女子。就像梦中那样，她很固执。另一个理由是对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她身体很好，不必别人的帮助，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状况。还有一些特征，我尚未找到对象，它们既不是伊尔玛的，也不是她的朋友的：那就是脸色苍白、浮肿和假牙。假牙的事我已归因于那位女官员，这我已提到了；我现在倒倾向于是坏牙而不是假牙更会令我满意。然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倒很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而且当她身体相当好时，也有些浮肿。于是我就是用了另外两个其他的病人比作了伊尔玛。当然，那两个人也是不肯就医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在梦中把伊尔玛换成了她的朋友呢？大概是我喜欢她们调换一下，也许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对她的智力有更高的评价。伊尔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她的朋友可能比她更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她会张开嘴巴，而且对我讲话要比伊尔玛讲得要多些。
我在她的喉咙上看到的是：一大块白斑，并且鼻甲骨上附有小白斑点。那块白斑使我想起了伊尔玛朋友的白喉什么的，也想起了我大女儿两年前得的重病，还有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心中的害怕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常常服用可卡因以减轻鼻部的肿痛。几天以前，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习我服用这种药，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坏死。我是1885年向人们介绍可卡因的用途的。而且这种介绍引起了人们对我的谴责。这种药品的误用曾使我的一个好友死去。这些事是在1895年（在做梦日期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