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此情可待成追忆:季羡林的清华缘与北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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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季羡林的北大情(5)

我们从前门外的旧车站下车。时已黄昏,街灯惨黄,落叶满街。我这个从远方归来的游子,心中又欢悦,又惆怅,一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忽然吟出了两句诗:“秋风吹古殿,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迎接我们的人,就先把我们安置在沙滩红楼。

提起红楼,真是大大的有名,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遥忆当年全盛时期,中国近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许多显赫人物,都曾在这里上过课。而今却是人去楼空。五层大楼,百多间房子,漆黑一片,只有我们新住进去的这几间房子给红楼带来了一点光明。日寇占领期间,这里是他们的一个什么司令部,地下室就是日寇刑讯甚至杀害中国人民的地方。现在日寇虽已垮台,逃回本国,传说地下室里时闻鬼哭声。我虽不信什么鬼神,但是,如今处在这样昏黄惨淡凄凉荒漠的气氛中,不由得不毛骨悚然,似见凄迷的鬼影。

但是,我们真正怕的不是鬼,而是人。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正处在转折关头。北京市民传说,在北京有两个解放区:一在北大民主广场,一在清华园。红楼正是民主广场的屏障,学生游行示威,都从这里出发,积久遂成为国民党市党部、军统北京站,还有什么宪兵团之类组织的眼中钉,他们经常从天桥一带收买一批地痞、流氓、无赖、混混,手持木棒,来红楼挑衅、捣乱、见人便打。我常从红楼上看到这一批雇来的打手,横七竖八地躺在原有的那一条臭水沟边,待命出击。我们住在楼上的人,白天日子还好过一点。我们最怕晚上。这一批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手挥木棒,行凶肆虐,到了晚上,不更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吗?有一段时间,楼上住的不多的人,天天晚上把楼内东头和西头的楼梯道用椅子堵塞,只留中间的楼梯,供我们上下之用,夜里轮流把守这楼道,在椅子群中,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但是,暴徒们终究没有进入红楼。当时传说,这应该归功于胡适校长,他同北平的国民党的最高头子约定:不许暴徒进北大。

这一段镇守红楼的壮举,到了今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仍常有“红楼梦”。我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凡是反动的政权,比如张作霖、段祺瑞、国民党等等,无不视北大如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北大的光荣,这是北大的骄傲,很值得大书特书的。

1998年3月4日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本文为季羡林先生为《巍巍上庠 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所作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计算北大的历史,我认为,可以采用两种计算法:一个是从古代的太学算起,到了隋代,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此名未变,而且代代沿袭。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而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这样计算,一不牵强,二不附会,毫无倚老卖老之意,而只有实事求是之心。既合情,又合理。倘若采用它,是完全能够讲得通的。

但是,当前流行的而且实行的计算方法,是从以国子监为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我不说这种计算方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实事求是,而且既然大家都已承认,约定俗成,“吾从众”,我也同意这种计算方法,确定北大创办于1898年,至今正值一百年,决定庆祝百岁华诞。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一流大学比较起来,有一百年的历史,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即使在中国,北大也绝不是老大哥。但是,大学不是人参,不是陈酿,越老越好。大学之所以能够好,能够扬名天下,有另外的原因或者因素,这种因素绝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形成的,而是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也不算太短,积累因素,从而形成特点或者特性,已经足够用了。

从1898年至1998年这一百年,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只占极小的比例,但是,在这一百年内所发生的事情之多、之复杂,社会变动之剧烈,绝不是过去任何一百年所能够比的。只举事件之荦荦大者,就有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有袁世凯表演的悲喜剧洪宪称帝;有对中国现当代有深远影响的五四运动;有令人民涂炭的军阀混战;有国民党统治;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入侵;有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有1957年的“反右”;有“大跃进”;有随之而来的三年灾害——姑且不讲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有1966年爆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空前浩劫;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等等,等等。这一百年的后一半,大学几乎全是在会议和“运动”中度过的。

所有这一些历史事件,北大都经历过,中国历史稍长的大学也都经历过。“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历大同而小异。“大同”指共性,“小异”指个性。超出共性与个性之上的事实是:在众多的大学中,北大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北大是中国大学的排头兵,是它们的代表。这是国际和国内所共同承认的,绝不是北大人的妄自尊大,而是既成的事实。一个唯物者绝不能绝不应视而不见。所以,谈一谈北大的共性,特别是它的特性,就有超出北大范围的普遍的意义。

在讨论共性和特性之前,我想先谈一谈我对大学构成因素的意见。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教师,第二个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管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前三个是比较固定的,最后一个是流动的。

我之所以把教师列为第一位,是有用意的,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奇怪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毕竟会胜利的(Saytam eva jayate)。”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毕竟是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名人。其他三个因素,特别是学生这个因素,也都是重要的,用不着详细论述。

作为中国众大学的排头兵的北京大学,在一百年以来,其教师的情况怎样呢?大学生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过去正如我在上面讲到的那样十分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北大的师生,在所有掊击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绝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有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几年以前,北大的有关单位曾举行过多次座谈会,讨论什么是北大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同对世界上其他事情一样,对这个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我对这个也曾仔细思考过,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讨论北大的优良传统,离不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因为北大的教师和学生都是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知识分子——也就相当于古代的“士”——一经出现,立即把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压在自己肩上。不管知识分子有多少缺点,他们有这个传承的责任,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掉的。世界各国都有知识分子,既然同称知识分子,当然有其共性。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中国独特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个事实也是无法否定的。

专就北大而论,在过去的一百年内,所有的掊击邪恶、伸张正义的大举动,北大总是站在前排。这就是最具体不过的,最明显不过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连一般人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据我看,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仍在振兴中华,爱我国家。其他众多的运动,无不可以作如是观。

同爱国主义有区别但又有某一些联系的,是古代常讲的“气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硬骨头”,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在别的文章中举过祢衡和章太炎的例子,现代的闻一多等是更具体更鲜明的例子。

如果想再列举北大的优良传统,当然还能够举出一些条来,比如兼容并包的精神,治学谨严的学风,等等。但是,我觉得,提纲挈领,以上两条也就够了,再举多了反而会主次不分,头绪紊乱,不能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我把爱国主义和硬骨头的气节列为北大的优良传统,绝不是想说,别的大学不讲爱国主义,不讲刚正不阿的骨气。否,否,绝不是这样。同在一个中国,同样经历了一百年,别的大学有这样的传统,也并不稀奇,这是个共性问题,北大绝不能独占,也绝不想独占。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北大,是讲个性问题。而北大在这方面确又表现很突出,很鲜明,很淋漓尽致,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我讲北大的青老知识分子,也就是教师和学生,有这样的优良传统,绝不是想说,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社会群体,比如工、农、商等等,不讲这个优良传统。否,否,绝不是这样。中国各社会群体提倡的也大都是这样的优良传统,否则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的岳庙和文天祥祠堂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而包公和海瑞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膜拜,又怎样去解释呢?只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北大,讲的是北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一般说来,表现优良传统主要在人。专就北大而论,人共有两部分:一个是教师,包括一部分职工;一个是学生。前者比较固定,而后者则流动性极大,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学生每隔几年就要换班。因此,表现北大传统的主要是教师。在过去一百年内,在北大担任过或者还正在担任着教师的人,无虑数万。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有出类拔萃者,也有默默无闻者,而前者又只能是少数。可是人数虽少而能量却大。北大有优良传统是靠他们来传承,北大的名声主要靠他们来外扬。有如夜空中的群星,有璀璨光耀者,有微如烛光者。我们现在称之为“星辰”者就是群星中光耀照人者。“辰”的含义颇多,《左传》把日、月、星三光都称之为“辰”。大家不必拘泥于一解,只了解它的一般含义就行了。

现在北大要纪念百年诞辰,这实在是学坛盛事,有深远意义,而且意义还不限于北大一校,这应当是大家的共识。北大的有关方面妙想天开,异军突起,想以北大过去一百年来的名人为线索,来表现北大的优良传统,来表现北大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立即得到了校内许多人的支持。主编萧超然教授垂青不佞,命我作序,以我之谫陋,何敢担此重任。但又念我在北大已五十多年,占北大百年校史之一半有余,对北大的过去和现在是有所了解的,当仁不让,义不容辞,所以在惶恐觳觫之中,写成此序,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北大优良传统的看法,切盼全校以及校外的贤达指正。

1998年7月6日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 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 98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名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98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的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一点勤奋,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一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了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刊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画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