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早慧而曲折的一生像是写不尽的传奇。在那一页一页的欢颜与悲凉之间，她苦心孤诣地写男人女人，又千疮百孔地揭发指控。到头来，那些刻薄的言辞如谶语一般，在她身上一一应验。
关联人物：胡兰成、周瘦鹃、苏青、赖雅、胡适、炎樱等等。
天生贵族
1922年 9月 30日，上海麦根路与麦得赫斯脱路转角处的一所老式洋房里，张氏家族正在为一个小女孩儿举行抓周仪式。面对漆盘里满目琳琅的物品，这个懵懂的婴孩似乎毫不犹豫，径直就抓起了一只沉甸甸的金镑。
这个女孩名叫张煐，便是日后名动上海滩的女作家张爱玲，文坛中不可磨灭的传奇异数。而这个抓周的段子在她成名之后也一再被提起，以昭示自己实在是个拜金主义的人。
若是拜金也有血缘遗传，那张爱玲爱钱的秉性可得追溯至她的外曾祖父“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鸿章。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士，亦是当时清流团体的中流砥柱。他少时聪敏，通过科举步入政坛，擅长针砭时弊，一时闻名，与张之洞并称“二张”。后来因为在马江之战中的失职，被流放戍边。
回京之后，李鸿章赏识其才学，将他纳入幕下。也是在此时，张佩纶偶然间在签押房中窥见李家小姐芳姿，一见倾心。之后，他在李鸿章的卧室中偶然看到两首写马江战事的诗，上面写着：“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一战岂宜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又写：“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张佩纶读罢，前思往事，不禁潸然泪下。问及作者，李鸿章说是小女儿所作，又顺水推舟地让他给介绍亲事。张佩纶问他有何要求。李鸿章道，像你这样的便好。
话已至此，但凡长着心眼儿的人都能明白，李鸿章心意所指。张佩纶自是当即跪下，向李鸿章提亲。
需要注意的是，张佩纶比李鞠耦大二十多岁，之前娶过的两房妻子都相继病逝，而经历流放之后，张佩纶的处境极其窘困，名声扫地。而李鞠耦是李鸿章最宠爱的女儿，姿容曼妙、文采飞扬，怎么看都是屈就了。
李夫人自是不依，死活不让宝贝女儿嫁给他。好在李鞠耦识大体，既然是父亲相中的夫君，学问好就成了。
不过这二人的确是才子佳人的良配，婚后的日子十分欢喜圆满，闲来无事彼此唱酬，甚至夫妻合著武侠小说自费刊印，大有李清照与赵明诚“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情调。
张爱玲自然未曾见得这些祖辈的风云往事，张佩纶去世的时候，她的父亲张志沂也才七岁。张爱玲第一次听到祖父的名字，还是从小她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口中。一日，她回家，弟弟忽然向她说道：“爷爷的名字叫张佩纶。”之后，张子静又从亲戚口中听说了《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便是对祖父的影射。
而对于张佩纶，张爱玲的父辈都讳莫如深，很少提起。年幼的张爱玲便是凭借着这些流言与零星资料，一点一点地拼接起对祖父母的印象。
爱情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个矛盾体。自记事起，父母失败的婚姻便如灾难一般覆盖她的整个青春期。成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也颇为不顺。因而，行文著说，莫不是对婚姻爱情极尽讽刺之能事。然而，她老年孤身漂泊海外的时候，在《对照记》中回忆起一生，最怀念的却是祖父母。她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的孤傲与贵族气质似乎是从血液里传下来的。只可惜，她出生之后，张家贵族的皮相早已不存，大概只剩血缘可以引以为傲了。李鞠耦孀居之时曾写过“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没落家境，无限凄凉。
张佩纶一生都是清流，没有什么传世的家财。张佩纶逝世之后，子孙是靠着李鞠耦带来的家产过活的。就连张爱玲出生的洋房也是李鸿章给女儿的陪嫁，她在这里一直住到两岁。
1923年，父亲张志沂在津浦铁路局谋到了英文秘书的职位，借此机会分家，从而脱离拘谨的传统大家庭。姑姑张茂渊也跟着她们一家搬到了天津。在天津期间，张志沂一下子无人管束，如鱼得水。一干酒肉朋友终日胡作非为不说，还在外面包起了姨太太，抽上了大烟。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湖南人，她祖父黄翼升乃是湘军猛将，骁勇善战，后官至长江七省水师提督，人称“黄军门”。黄逸梵虽然成长于封建保守的家庭，幼时被缠足，又一直接受私塾教育，她的人生轨迹却与当时的很多女子截然不同。嫁入张家的黄逸梵其实是个思想前卫的新女性，骨子里有着果敢的湘人秉性，自然是无法容忍丈夫的胡作非为，因而一不做二不休出洋留学，说得难听点其实就是离家出走。与黄逸梵一同去英国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李鞠耦对儿女的教育有着一种性别颠倒的倾向，她让儿子张志沂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却给女儿张茂渊穿上男装，人称毛少爷。在很久以后，张家还有称女性长辈为“伯伯”的习惯。
由此可见，在张家的深宅院落里，女权意识早就以一种诡谲的方式暗暗萌生……新女性张茂渊与黄逸梵姑嫂联手，这可吓坏了向来懦弱的张志沂。同时，也令尚不解人事的张爱玲十分困惑。母亲走后，她和弟弟便由保姆抚养。偶尔享受到的母爱，也只是从英国寄来的衣裳玩具，或是只言片语。在这个“悠长的像永生的童年”里，母亲一直都是个神秘缥缈的影子，却又如同精神偶像一般影响着她的一生。
当时，张爱玲保姆何干因为自己带的是女孩，自觉不如人，便处处让着弟弟的保姆张干。小时候的张爱玲脾气不好，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这一点，张爱玲一直谨记于心，并且使她早早地想到了男女平等之事，因而下定决心要成为比弟弟更为优秀的人。
黄逸梵走后，张志沂越发地堕落了。很快，原本养在外面的姨太太也登堂入室，自此长年在烟榻上度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928年。那一年，张志沂赶走了姨太太，举家搬回上海。其间原因众说纷纭，一说是因为姨太太打架，用痰盂砸破了张志沂的头，而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张志沂生活糜烂，甚至很少上班，因而导致官位不保。
回到上海的张志沂似乎有浪子回头的志向，宣称要戒毒，苦苦哀求妻子回国。或许，此时的黄逸梵还是心存期盼，以为上海有一个圆满的家庭在等着她去复原。
在欧洲期间，夫妻虽然形同冷战，却也未到音信隔绝的地步。即便烟榻上坐拥着姨太太，张志沂还是念着发妻的，也曾自题小照，写上一首古体诗漂洋过海地寄去“才听津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言辞平直，却又情意恳切，黄逸梵不会视而不见的。那时的张志沂已经不能满足于吞云吐雾了，而是大量地注射吗啡。黄逸梵一回国便将他送到医院去治疗。从医院回来之后，张志沂很快就原形毕露，继续堕落，令她十分失望。她因此请了洋律师，势必要离婚。张志沂是不愿意的，可又无可奈何，此时的黄逸梵已经心如槁木，再也不可挽回了。
在二人的离婚协议中，黄逸梵只坚持一条，就是张爱玲的教育问题。最终，二人协商同意女儿的教育需经黄逸梵过问决定，而费用仍由张志沂承担。
这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离婚条件，其实是黄逸梵的远见，而它也几乎改写了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
读书还是嫁人
作为书香门第之后，张志沂自然不会在教育上有所懈怠。张爱玲三四岁时，他便请了私塾先生，在家中授课。
其实张志沂并非一个守旧的人，更非无才之人。张爱玲十四岁作《摩登红楼梦》，便是他代拟的回目。对于女儿的天才，他自然是比常人更早地了解。张志沂从小学英文，又阅览叔本华等外国名家著作，见识自是不俗。然而他的一辈子都如“套中人”一般，把自己紧紧地裹在长衫马褂下，做一副遗老的样子。
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父亲常常“走趟子”，在茶余饭后朗声吟诵古文，一唱三叹，在书房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幼时的张爱玲看了觉得心寒，认为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然而，她却未曾料想，正是父亲书架中、口头上的那些旧学底子才铸就了她日后的文学成就，尤其是那些中国风情浓郁的遣词造句。
八岁的时候，母亲回到上海，一家人重新团圆。黄逸梵从欧洲带回来的西式作派令张爱玲第一次真正地开了洋眼。
此时，一家人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她说：“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她甚至得意扬扬地写信画图向天津的小玩伴炫耀。其实，房子未必见得特别好，但是当时往来之客都是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小爱玲在地上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看着母亲弹钢琴、模仿电影表演。
母亲读老舍的《二马》，遇到好笑的片段便读出来，在一旁的张爱玲也跟着哈哈大笑。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温暖的片段。在母亲的西式教育下，她开始学英语，谈钢琴，一派洋式淑女的作风。在国外学过艺术的黄逸梵教她如何作画。
这段光景里，音符、颜色和气味构成了张爱玲的全部记忆，简直比“楚门的世界”还要完美。
1930年，根据张黄离婚的协议，张爱玲进入黄氏小学住读，并更名“张爱玲”。之后，母亲又远渡法国。
这个声名卓著的文艺女青年从小就被视为天才，她在《天才梦》中大言不惭道：“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对于生活，她一无所知，甚至记不住自家的车牌号，每每傻愣在大街上，等着车夫来捡她。住校时候，宿舍里也是一团糟，不喜欢做的事情，能拖就拖，丝毫不愿意花功夫。不过，她的精神生活从未有过缺失，以读书作文为乐，美术修养也深得母亲真传。她的第一笔稿费便是由投到《大美晚报》的一幅漫画得来。
她用彩纸做圣诞贺卡，拿去姑姑家寄给母亲，还仿照报纸副刊，写下家中琐事，配上插图，做成报纸。
张志沂对女儿的天才应该很是得意的，逢人来访，便将副刊拿给人看。他还让张爱玲学习作诗，小爱玲尝试着写了几首，也写过“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的句子。之后便意兴阑珊，不再学下去。
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的时候，父亲又娶了妻，是曾经段祺瑞政府中高官孙宝琦的女儿，名唤孙用藩。这位老姑娘精明干练，又在妻妾成群的娘家大院里历经磨炼，绝不是盏省油的灯。
在她的管治之下，一家人又搬到了张爱玲出生的洋房里，虽然看上去十分气派，可耗资颇巨，已然超出了张志沂的承受能力。再加上这对夫妻都有阿芙蓉癖，终日吞云吐雾，家里每天都是乌烟瘴气的。在张爱玲眼中，这段生活十分难堪。她之后的作品中，不乏这种糜烂昏聩的描写，都是来自于这段记忆。
中学时代的张爱玲正处于爱美的年纪，却不得不尽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从母亲黄逸梵那里获得的审美趣味一下子被打破，“碎牛肉颜色”的薄棉袍简直是青春期里抹不去的伤疤。她因而在同辈的女学生中间产生自卑的情绪，整天懒懒的、沉默寡言，看上去十分板滞，也很少交朋友。
不过，也是在此时，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在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凤藻》上，她发表了《秋雨》、《霸王别姬》、《迟暮》等多篇文章。此时的张爱玲，对于婚姻大概是矛盾而绝望的。当年的《凤藻》上有个性格测试，大概就是类似于今天杂志上常常出现的那种，很有少女趣味。张爱玲在上面写“最恨——一个天才的女人突然结了婚”，而她最喜欢的人物却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温莎公爵。
如此矛盾的喜恶，可见她当时的心境：虽然因为父母的婚姻悲剧，她出于本能地恐惧甚至厌憎婚姻，对于爱情，却还是渴望的。
中学毕业那年，黄逸梵专门回国，为女儿的升学做打算，建议她考英国的学校。张爱玲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张志沂故意对前妻避而不见。于是，张爱玲只好自己支支吾吾地向父亲“演讲”，结果被烟榻上的父亲和继母狠狠嘲笑。
之后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陷。父亲家终日炮声不断，难以入眠。张爱玲便借机去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回到家中的时候，继母问她去哪儿了。她如实回答，继母责备她事先没有向自己请求。张爱玲说，父亲同意了。继母恨张爱玲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一巴掌扇过去。张志沂闻声而来，她便恶人先告状，叫嚷嚷地说打人了。
张志沂一怒之下，将女儿关在房中，从此不准离开房门半步。那段时间，张爱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她不恐惧幽禁，却害怕自己的一生就此被毁掉。因此，她默默地计划着出逃。
也是在这段时间，父女关系极度恶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爱玲都记着仇，在文章中一度把张志沂塑造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形象。
被软禁期间，她还生了痢疾，腹疼难耐，父亲没有要给她请医生的意思。张爱玲的保姆何干看了心疼，便向他劝说了几句。张志沂因此才给她打了针，使病情缓和下来。（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张爱玲“逃出生天”之后，用英文给《大美晚报》写了一篇名为“What a Life! What a Girl бs Life!”的文章，控诉父亲和后母的恶行。
六年之后，张爱玲又在《私语》中事无巨细地重述了逃离的过程，却只字未提父亲给她打针的事儿。那时候，张志沂看到文章虽然震怒，却束手无策。因为此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滩最红的作家了。
张爱玲离开父亲之后，跟母亲住在一起。黄逸梵是个学校迷，她之所以对张爱玲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就是因为她自己吃了没学历的亏。她自幼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当年的出国留洋，也只是以陪读的身份和小姑子一起去了欧洲，并未获得什么学历，因此找工作常常遇到困难。在国外的生活想来也十分窘困，因而每次回国都要带走一大箱子古董，靠典当财物来维持生计。
张爱玲离家出走之后，弟弟张子静也来投奔母亲，黄逸梵供养一个女儿已经十分吃力，便毫不留情地将儿子赶回家。
伸手朝母亲要钱的时光真是难熬，每日都看着对方的脸色，战战兢兢。从那时候起，张爱玲便养成了一种“欠债”的心理，总想着要赚钱还债给母亲。黄逸梵与张爱玲商量：“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 ”
在这两者之间，张爱玲当然选择了读书。她日夜苦读，猛补数学。功夫不负有心人，考伦敦大学的时候，她的成绩是远东区第一名。这时恰好赶上欧战爆发，她便没法儿去英国，转而念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的学习生涯一直都是刻苦而又曲折的。进入香港大学之后，她获得两个奖学金，为母亲减轻了许多压力，甚至有闲钱去做衣服，过了一回衣服狂的瘾。
在港大，她遇到了一生的挚友炎樱。这个皮肤黝黑的姑娘性格像是一团火，热情开朗，极讨人喜欢，又十分的幽默，常常妙语连珠。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道，香港战乱的时候，人人自危，炎樱不仅不惧怕，反倒上城里去看五色卡通。流弹打碎玻璃的时候，她还在澡盘里一边唱歌一边泼水。
她与张爱玲好像是两个极端，又都来自上海，因而关系很好，并且一直能够很好地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