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缘起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位女子，便毫无保留地将这种倾慕之情告诉他的妻子。他原本以为这是坦诚，却招致妻子的妒恨，她一怒之下便跑回娘家。事后，他跟林徽因诉说此事。作为一个守礼识大体的女子，林徽因当然是要劝沈从文回到妻子身边，斩断情丝。然而，她在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却坦言对沈从文的羡慕。这羡慕从何而来呢？
林徽因一直都给自己架上道德枷锁，而内心的情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隔离。而沈从文这种不掩饰自己情感的诗人性情，正是她所向往的，逾越了传统的界限，更不去计较他人的毁誉。或许，在她的心底，也希望自己有勇气恣意放肆地去爱。
1932年的一天，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他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梁思成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第二天，他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他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过几天徽因告诉他 ：她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道：“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当退出。”
——林沫《梁思成、林徽因和我》
这件事情并未使三人的关系因此生隙，金岳霖依旧随意出入梁家。有时候，林徽因与梁思成吵架，还要请金岳霖来做和事佬，只有他哲学家的思维能使两人服气。在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流亡他乡，金岳霖始终是林徽因最知心的朋友。在梁从诫和梁再冰的记忆中，这个高个子的叔叔一直很亲近，就像是家里的一分子。
徐志摩之于林徽因，是烈火，照亮她的整个少女时期，给予她诗情的一面；也曾用那滚烫的爱恋将她灼伤，令她一度陷入难堪的境地。而金岳霖之于林徽因，则是水，静水深流，宛如他的性格，将那爱埋得很深，不着痕迹地、朋友一般地陪伴在左右，直到死生契阔。
命运的微光
梁启超坎坷的一生让他对政治心灰意冷，因而早早地让儿子梁思成远离政途。他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都无意于政治，把全部的心思投入学术。然而，在大时局之下，每个人都如蝼蚁一般卑微渺小，枪炮从身上碾过，谁都无法躲过。
1937年到 1940年是动荡的几年，时代飘摇，人世丁零。梁思成和林徽因拖家带口地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最终抵达四川，在李庄安了家。此时，中国营造学社也迁来，在此重新安营扎寨。
学社成员们在流亡途中也从未忘记中国古建筑，大范围的转移反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
在李庄，林徽因从学者太太变成了干练的主妇，生活的匮乏强迫她变得精明。家里的灯盏中燃着菜籽油，给朋友写信的纸不知是从何处省来的包装纸，爱美的她此时不得不将仅有的衣服缝缝补补……然而，颠沛流离的生活早已拖垮她的身体，旧病复发。
在梁从诫的回忆中，母亲总是卧病在床，形容憔悴。那时，她把大多数时间都拿来阅读，二十四史、莎士比亚、儿子的作文，她都读得津津有味。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向人侃侃而谈书中的世界。有一段时间，她对汉代文明特别痴迷，在她口中，那些历史人物步出史书，纷纷变得鲜活生动。她如同道说家长里短一般，事无巨细地谈论他们的爱好、服饰……在流亡的岁月里，这恐怕是她为数不多的乐趣了。
李庄是一个极其闭塞的地方，只有河船可以出入。狭小的环境并未使这里拥有宁谧的氛围，反而终日被各种嘈杂的噪音包裹。原本过往甚密的朋友此时天各一方，这使得林徽因十分苦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而她母亲又开始了永无止境的絮叨，母亲的无能和毫无作为是林徽因一直所鄙夷的。然而，从小到大，母亲的抱怨如咒语一般一直萦绕在耳畔，令她不得解脱。
就在此时，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抗战中牺牲，她再一次受到失去亲人的打击。林恒是林徽因三娘所生的儿子，林恒当年和大多数青年一样，企图学文致用，他决心报考清华，从福建老家来到北平，寄居在梁家。然而林徽因的母亲却把对三姨太多年的妒恨加到这个少年身上，两人的关系僵持不下，令林徽因十分苦恼。后来他考入了清华机械系，住到了学校，此事才不了了之。
然而，1935年的冬天，北平时局动荡，日军逼近，大战前夕的阴霾渐渐笼罩整个北京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游行示威，斥责政府的不作为，发起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也参与了这次运动，由于政府很快进行了镇压，她和同学们逃到梁家。一夜之间，林徽因将穿着学生装的梁思懿装扮为美艳的妇人，她才得机逃脱南下。
而林恒则在游行中失踪了一天。当林徽因找到他的时候，他窝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中，被毒打后的身体遍体鳞伤。从此他一直沉默着，不说一句话。当他身体恢复之后，放弃了在清华的学习，转而报考空军学院。
时光飞逝，当林徽因辗转到昆明之时，偶遇一群被困此处的空军学员，而林恒跟他们恰好是同一期学员，也将撤往昆明。因此，林徽因、梁思成与这群投笔从戎的少年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们毕业之时，梁林二人作为“名誉家长”上台致辞。
在颠沛流离的年代，一切都是那么飘忽不定。
往往，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这群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是从沦陷区走出来的，怀着救国的梦想投笔从戎。然而，由于国民党装备的落伍，很多老式飞机被拿来作军用。当这群学员纷纷走向前线之时，他们的命运注定是以悲剧收场。
由于他们的亲人都在敌占区，烈士牺牲后，阵亡通知书和遗物都被送往梁家。“名誉家长”林徽因每次收到遗物都要痛哭一场。直到一日，梁思成和林徽因接到林恒牺牲的通知……梁思成去领林恒遗体的时候，从他罹难处带回一块飞机残骸。从此，这个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的床头。
三年之后，林徽因作《哭三弟恒》，写道：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天亮，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们在等待的一切。在西南一隅，山峦叠嶂之间，趁着那渺渺微光，有人在授业传教，有人在钻研治学。这群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只是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本来应该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明天早上叫醒人的是鸡鸣还是枪炮，只知道今夜的微光难得，不应当被浪费。
1942年，好友费正清在重庆任职，便借机来探访了梁林夫妇。他看到这对著名的学者夫妇生活如此窘困，却依旧坚持不懈地工作，触动很深。他感叹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 ”那时候的林徽因肺病缠身，在医疗条件匮乏的李庄，她只能靠自己熬下来。而梁思成的身体也沉疴多年，早年受伤还让他留下了跛足的旧疾。而《中国建筑史》这部巨著则集中撰写于这段艰苦的时期。
思成那时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被颈椎灰质化病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身穿医院特制的金刚马甲，下巴支在一个花瓶上，为的是利用花瓶之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背脊的重负，然后随着伏案书写再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而卧病的徽因，则坐在床上，负责对辽、宋的文献部分执笔，并对全稿进行校阅，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
——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
在体力稍好的时候，林徽因撑起干枯的躯体，坐着轿子进城，费慰梅在旁边走着。长久的压抑和郁结，在此时得到释放。
林徽因喜欢进城，不是为了城里的繁华场景，她喜欢的是那些充满活力的热闹场景。沙龙女主人失去了倾诉的朋友，她开始去茶馆里找观察对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然后把他们写进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