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各项工作也逐渐转入正轨。“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建也告就绪，1979年李琼久得到平反，恢复公职退休。一天，正在天后宫作画的李琼久突然接到北京来电，通知他赴京入组“中国画研究院”。盛志中回忆说：“我在李老师家中看了电报，催他上京参加中国画研究院，没听到老师言语便将电报丢进纸篓，没当一回事。当时还不知有多么重要，真该把它收藏起来。后来又来电催他几次。”李琼久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从未提及。
中国画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国家组建的唯一“国家画院”。有资格入组，对每个国画家来说，无疑是一生中莫大的荣誉。李琼久为何婉拒，隐居不仕，自毁前程呢
贫困交加困京城
李琼久冲出四川盆地，一跃成为中国画坛当红明星。然而有谁知道，在这花团锦簇、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辛酸。
其一，经济危机。
来京一年多，尽管作画无数，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然而得不到画酬。他的收入，也仅仅是创作组每月补贴八十五元（工资以峨眉山打零工的每月四十五元计）。他在信中写道：“虽是首都，没有一定经济和物质基础，内心总是惶惶然……工资中部分要寄回家，抽烟、零花后所剩无几。创作组八十五元补贴，生活怎么过哟。”有次出差写生，李琼久竟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张正恒拿了两张他的小画，到荣宝斋换来一百元作旅费，其中还要寄四十元回家。
胡咏娴长年生病在家，医药开支是个无底洞，生活费全都要李琼久一人应付。来京没几天，家中就闹起“经济危机”，托人来要十五元交房租。李琼久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家中“放警报”。
在乐山老家，除每月四十五元打工收入外，还有画竹帘的贴补一百多元，可以勉强维持开销。而在北京，却只有这点干巴巴的净收入，其窘迫可想而知。
其二，疾病缠身。
来京以后，天气干燥，水土不服，李琼久身上长满皮炎包块。他在信中悲叹道：“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逐渐在出病，肠炎、直肠瘤常常作胀，精力也差。一到下午简直不想动，连散步也不想去。每天饮食四五两饭就解决了，但又不饿。一天总是拉二三次肚子，不是稀便是水气……近日生病精神很差，不想动，以坐着休息最舒服。人老了逐渐出病，似乎即将住院的样子……”（1978年5月4日给苏国超的信）
随着创作任务压力加大，他已感到力不从心。
“……肠炎刚完，马上又是重感冒，一直头昏眼花，看样子不让我满七十五岁。因情况很不妙，我多年想到的极端痛苦恐怕快临头了……这两年来太劳累了，同时一切都很不顺心，花费精力太大……近日感觉自己实在是老了，也不能承担这个繁重的艰巨的任务……”（1978年8月23日给苏国超的信）
“……我近月来都是昏头昏脑的，那种可怕的思想压力（已发现有心血管病变）在脑子里十分沉重，胜于往日数倍，发作后总是两三日，少则七八个小时……这样怎能创作……”（1978年9月20日给苏国超的信）
其三，政策落实迟迟未果。
抛下病中老妻，拖着年迈残身，飞越千山万水赴京“赶考”，只求落实政策讨回饭碗。然而苦熬苦等，却迟迟没有结果。
1978年元月，华君武亲临成都，会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到乐山落实李琼久的政策，将退职改为退休，遭到抵制。李琼久在信中写道：“……（地方）老爷们所不满的是，我突然被北京抬得太高，因而他们思想上转不过弯来……看来阻力还是很大。我一生的不幸遭遇实在太多了。解放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平静过，总是在激浪里过日子，不是家破就是人亡，不然就病魔纠缠，没有一天安定过。本想平静地度过这一生，偏偏是这样。是命上带还是运上带呢 真的不知道，也就是说命该如此，看来是命上带吧 久留北京情绪不高，还是回去打工算了……”（1978年1月18日给苏国超的信）
从李琼久决定“赴京赶考”那天起，就没有抱什么更多的奢望，只求能尽快结束几年来流浪漂泊的日子，还一个安定平静的生活。既然北京不能落实政策，还是打算回四川靠打零工、画竹帘自食其力吧。
其四，退路阻断。
令李琼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形势的发展比他预料的更糟糕。随着峨眉山旅游开发的进展，为他生存留下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堵死了。
原来，远在四川峨眉山的童谣由于“不听招呼”，一意孤行，保护支持李琼久激怒了地方领导，很快降罪下来，重新将他调回峨眉县新华书店工作。听说老童的遭遇，李琼久深感震惊：“阅后心情十分不快，内心很不平静，老童之走对我来说，今后的一切计划已被摧毁，等于一个霹雳炸雷。”（1978年4月28日给苏国超的信）又说：“童谣倒台了，下一碗饭到哪里去端哟！”（童谣回忆）
老童的离去，切断了李琼久的退路。落实政策无果，他成天心神不宁，寝食难安：“长安虽好岂是久留之地……我在北京一年两年终归还是想回家。”（1978年6月12日给苏国超的信）
老友反目，退隐回归
四川著名金石书家杨允中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张正恒，二人鉴画品味极高。早年间，杨允中和张正恒与李琼久、陈子庄有旧交，尤其看重李琼久的才华。1972年，二人力荐李琼久到北京画院未果，并不甘心。五年后，李琼久进京参加中国画创作组，为李琼久欢欣鼓舞，不失时机地帮助他在北京打开局面。
北京之行，李琼久目的明确：服从组织，完成任务，落实政策，移师回乡。为此，李琼久时时谨慎、事事低调，甚至封锁在京活动的一切消息。杨、张二人对李琼久的期盼却是：打进北京，以其才华和实力，大展宏图。彼此期望不同，目的各异，让李琼久感到压力不小。在给苏国超的信中，他再三叮嘱封锁在京消息，“不与人告……吹嘘和夸耀不免伤害他人，而且有关人士听到以后会引起反感的……至于吹嘘的人，对我来说只是坏事。不管在四川、在北京，我并不是世界第一流的了不起的画家。而是个土包子，从来只见到井口那样大的天……从没有想过来北京亮一手……
“我现在有两怕！！一怕杨老师在成都吹，二怕张正恒在北京逢人乱吹。怕将来下不了台，留下个坏印象，往后不好办。李可染与我素不相识，从中造成隔阂十分不应该。别人是当今北京绘画界名流……你把我和他树立为对立面又有何好处呢 于我十分不利，十分有害的。
“……我这样年龄也不过活一年算一年，思想深处也没有在此蹲下去定居北京的想法。”（1977年11月26日给苏国超的信）
杨、张两位老友竭尽全力，只期盼李琼久能把握机会，在京打开局面，一展抱负。而李琼久乃出世之人，无缘功名利禄，故人生取向不同，目的相背。友人越帮矛盾越大，误解越深，终至老友反目，感情破裂。张正恒拂袖而去，杨允中闭门不见，直至1981年5月6日，在京作画的李琼久接到杨允中去世的电话后，甚为震惊：“昨晚10时接来电告知，这一噩耗从天而降，使我大为震惊，不知所措，连电话也听不清了……今天心情十分不快，事也不想做，话也不想说，只默默表示哀悼杨兄在天之灵。”（1981年5月7日给苏国超的信）
几十年情同手足的老友知己感情破裂，今又撒手人寰，离他而去，对暮年的李琼久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世俗纠结、老友反目和京城窘境，其实不完全是李琼久洁身自好婉拒北京的主要原因。在他后来多次书写的一首唐寅《桃花庵歌》中可见端倪。
桃花庵歌
（明）唐寅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集诗、书、画于一身，有“明四家”之誉的唐伯虎，自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生前并非如世俗传闻那样美女围绕，大富大贵，风流倜傥，充满喜剧。这位在破落家庭出生，尔后仕途坎坷，屈遭“科场案”死里脱生的艺术家，虽然才高八斗，但一生靠卖字画糊口，安贫乐道，胸怀旷达，不愿“鞠躬车马前”，栖身“桃花庵”，自饮自斟，自得其乐，自有一番风流。五十三岁在贫病中逝去，家人无钱只好草草安葬，直到二十年后才由亲友凑足银两移葬于苏州城西。
1979年李琼久好歹落实了政策，被安置在乐山市文化馆领一份退休金。老两口依然靠他一人每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艺术不曾为李琼久带来什么钱财，生活依然淡泊清贫。苦也苦过，乐也乐过，他仍我行我素，坚守不移。
在荣誉与金钱面前，人总是失去光彩。在李琼久看来，财富、荣誉以及繁华的都市永远与他无缘。“藏天下于天下”，唯有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天地间，才是他唯一的栖身之所，在那里才能安顿他孤独的灵魂。他无法容忍剥夺他心中这块圣洁的净土，甚至不惜与老友反目。他赞赏和肯定唐寅不入世流，洁身自好的这种传统文人精神，表征了安贫乐道的，捍卫和坚守的，至死不渝的艺术与人格尊严的高度统一。应召进京，也许能让中国增添了一位艺术大师，但隐逸退让，却成就了一代难得的天才。